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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大于证明 (《“赛先生”的另一面——五四没讲完的那一课》之三:唯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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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大于证明

(《“赛先生”的另一面——五四没讲完的那一课》之三:唯科学主义)

作者:赵晓

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讲过一个故事。一位研究鱼类的科学家,拿着一张网眼两英寸的渔网,到海里捕鱼。捞上来以后,他仔细测量了每一条鱼,最后郑重地得出两条科学结论:

第一,海里所有的鱼,都长于两英寸;

第二,海里所有的鱼,都长着鳃。

有人提醒他:会不会有小于两英寸的鱼,从网眼里漏掉了?他回答:我的网捞不到的东西,不属于鱼类学研究的对象。捞不到的,就不存在。

爱丁顿讲这个故事,是在提醒他的同行:你的方法决定了你能看见什么,却不能决定世界上有什么。这位捕鱼的科学家,就是我们今天要请出来的这一位: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它是“四兄弟”中的老大。

科学与唯科学主义

先把两样东西分开。

科学,是一套极其成功的方法:提出假说,设计实验,观察测量,公开检验,不断纠错。它让人类登上了月球,治愈了无数疾病,也让我此刻能在奥克兰写下这篇文章,几秒钟后传到千万里之外。唯科学主义,却不是科学,而是一个哲学主张:只有科学方法得到的知识,才算知识;科学测不到的,要么不存在,要么没意义。

前者是工具,后者是信仰。

在中国,这两者长期被混为一谈。“不科学”三个字,足以给任何东西判死刑;“科学的”三个字,又足以让任何东西免于追问。连一种政治学说,前面都要冠上“科学”二字,才显得理直气壮。赛先生,就这样从一位先生,变成了一尊神。

一把锯断自己的锯子

唯科学主义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的核心主张是:“只有能被科学检验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真的。”请问:这句话本身,能被科学检验吗?不能。没有任何实验,能测量出“只有科学知识才是知识”。所以,按照它自己的标准,这句话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

这不是文字游戏。二十世纪上半叶,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正是这样主张的:一个命题,要么能被经验证实,要么就是废话。据此,形而上学、伦理学、神学,统统被扫进了“无意义”的垃圾桶。可是,他们很快发现,“证实原则”本身也无法被证实,而且一旦严格执行,连许多科学定律都要被扫地出门。几十年里,这个学派的核心主张一步步瓦解。

1978年,英国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艾耶尔(A. J. Ayer)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次访谈中被问到:回头看,这场运动最主要的缺陷是什么?他回答:“我想,最重要的缺陷,是它几乎全错了。”

一位领军人物,能这样坦白,令人敬佩。这本身就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希尔伯特的墓志铭

人类理性最坚固的堡垒,原本是数学。物理学还要靠做实验,数学只靠纯粹的逻辑推演,是人类理性的皇冠。

我的师弟提醒我:严格地说,数学不是实验科学。它不靠观察和实验,只靠定义、公理和逻辑推演,学界通常称它为“形式科学”,以区别于物理、化学这样的经验科学。这个提醒很对,而且正好说明了问题:人类最确定的知识,恰恰不是从实验室里来的。如果“只有实验能检验的才算知识”,那么第一个要被赶出知识大门的,就是数学。

二十世纪初,德国大数学家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提出一个宏伟的计划:把全部数学建立在一套完备、无矛盾的公理之上,让每一个数学真理,都能被一步步证明出来。1930年9月,他在家乡柯尼斯堡发表演讲,留下一句名言:“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将知道。”这句话,后来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历史的讽刺在于:就在他演讲的前一天,在同一座城市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24岁的年轻人哥德尔(Kurt Gödel),低调地宣布了一个结果。第二年,他正式发表了“不完全性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s)。它说的是:任何一个包含基本算术、又不自相矛盾的形式化数学体系,都必然存在这样的命题:在这个体系之内,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证;而其中有的命题,我们站在体系之外,知道它是真的。

一句话:在这样的体系里,真,不等于可证。

希尔伯特的梦想,就此破灭。数学,人类最严格的学问,也不能把全部真理装进同一套证明体系里。要说清楚:这是一个关于形式系统的数学定理,不能随便推到一切领域,更不能直接拿来证明神。但它至少足以让唯科学主义闭嘴一会儿:连数学的证明都有边界,人凭什么说,凡是我证明不了的,就不存在?

我们开篇讲的拉马努金,一生都在演绎这件事:真理在被证明之前,就已经是真的。

科学的谦卑

二十世纪对唯科学主义最有力的批评,恰恰来自科学哲学家本人。

波普尔(Karl Popper)说,科学理论永远不能被最终证实,只能经受检验、尚未被推翻。再好的理论,也只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猜测”。牛顿力学并没有被扔进垃圾堆,但爱因斯坦告诉我们,它只在一定范围内成立。

库恩(Thomas Kuhn)说,科学家也是人,总是戴着某种“范式”的眼镜看世界。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不是简单的累加,而是整副眼镜换了。

波普尔和库恩都不是基督徒,他们并不是在为信仰辩护,而只是诚实地看清了科学的本性。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结论才更有分量:科学是人类最好的工具之一,但它从来不是全知的神。

还有一类问题,科学从原则上就回答不了。科学能告诉你怎样造出原子弹,却不能告诉你该不该投下去;能告诉你人的大脑在爱的时候分泌什么,却不能告诉你该爱谁、为什么要爱。从“是什么”,推不出“应该是什么”。这一点,三百年前的休谟就讲清楚了。

理性的最后一步

所以,我们反对的从来不是理性,而是理性的偏执。哈耶克批评“理性的自负”:以为人可以凭理性设计整个社会。而“理性的偏执”还要更进一步:凡我的脑子想不明白的,凡我的仪器测不出来的,一概不存在。

最大的理性,就是知道理性的有限。真正的理性,恰恰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帕斯卡,这位十七世纪的大数学家,在《思想录》里写过一句话:“理性的最后一步,就是承认有无数事物超越了它。”

科学如同渔网。渔网是好东西。没有它,我们一条鱼也捞不上来。但请不要因为网眼太大,就宣布大海里没有小鱼。

下一篇,我们来谈“四兄弟”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那一位:唯物论。

(本系列由笔者“每周一课”《知无涯者:当数学走到理性的尽头》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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