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对了，未必想对了：“科学世界观”，究竟有多科学？——普兰丁格的追问

作者：赵晓

一家公司，按照销售额给员工发奖金。月底，一位销售员业绩第一，拿走了最大的红包。请问：我们能不能因此断定，这个人诚实经营，说的话句句是真的？当然不能。他可能因为产品好、服务好、诚实可靠而卖得好；也可能因为嘴皮子好、夸大宣传，把顾客忽悠住了。奖金证明他完成了销售指标，却证明不了他说的都是真话。

经济学研究激励，最需要分清的一件事，就是：你奖励的是什么，与你希望得到的是什么，未必完全一致。把这个道理移到人的认识上，就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的祖先活了下来，是否就证明，他们“想”对了？

一位哲学家把这个问题追问到底，竟然追到了“科学世界观”的根上。他叫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

一、老虎来了，保罗为什么跑？

普兰丁格是当代分析哲学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一位有改革宗背景的基督徒。他先后任教于加尔文学院和圣母大学，研究认识论、宗教哲学与形而上学，2017年获得邓普顿奖。

在他之前，许多人默认，相信上帝只是私人情感，进不了严肃的哲学讨论。普兰丁格让人重新认识到：相信上帝，可以是严肃哲学讨论中站得住的立场；不相信上帝，同样要接受理性的追问。

1993年，他在《保证与恰当功能》（Warrant and Proper Function）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反自然主义的进化论证”（Evolutionary Argument Against Naturalism，简称EAAN）。自然主义，在中国语境里，大致就是我们熟悉的唯物主义。

其中有一个故事：一位史前人类保罗，遇上了一只饥饿的老虎。保罗拔腿就跑。

我们很容易解释：保罗知道老虎会吃人，又不想被吃掉，所以逃跑。但普兰丁格问：一定如此吗？事实上，人的想法很复杂。同样的行为，背后的想法和动机，可能完全不同。

保罗也可能想被老虎吃掉，却觉得眼前这只不肯吃他，于是跑去找另一只。他也可能把老虎当成可爱的大猫，想摸摸它，却误以为逃跑才是抚摸的最好办法。他甚至可能把老虎当成幻觉，规定自己每次看见这种幻觉，就跑上一英里减肥。或者，他以为自己正在参加1600米赛跑，把老虎出现当成了发令枪，立刻冲了出去。

这些设定，当然荒诞得令人发笑，却点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保罗跑对了，未必想对了。行动和思想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跑得对，不等于想得对。

这当然是一个思想实验，不是对人类祖先的心理调查。它要说明的是：同一个有利于生存的行为，可以由许多不同的信念与欲望组合产生，其中的信念未必是真的。

二、进化的“奖金”，究竟发给谁？

自然选择没有意识，也不会真的发奖金。我只是借经济学的语言，帮助读这篇文章的小伙伴们理解它的筛选后果。

一种特征能否延续下去，取决于它怎样影响生存和繁殖。这一点，我们先接受下来。同时我们也很容易明白：准确识别危险，固然有助于生存；但某些错误的判断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有助于生存。

这就像公司的销售考核：诚实或许有助于长期销售，因此可能间接得到奖励。但不能因为发了奖金，就宣布获奖者一定诚实。

能够活下来，说明某些特征在特定环境里管用；但“管用”与“真实”，不是同一个概念。

这个区别有什么实际意义？意义很大。保罗靠错觉逃过一次老虎，与可靠地认识世界是两件事。从找到食物、躲避猛兽，到理解数学、研究宇宙、追问上帝是否存在，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

问题就来了：如果人的认知能力，完全是由一个不以求真为目的的自然过程塑造出来的，我们凭什么相信，它能可靠地认识真理？这个疑问，不是有神论者硬造出来的。1881年，达尔文本人在给友人格雷厄姆（William Graham）的信中坦白：人的心智既然是从低等动物的心智发展而来，他心里总会涌起一个“可怕的怀疑”（horrid doubt）：这样的心智所产生的信念，究竟有没有价值，是否值得信赖？他还反问了一句：谁会相信一只猴子心里的信念呢，如果猴子心里也有信念的话？

后人称之为“达尔文的可怕怀疑”（Darwin’s horrid doubt）。

普兰丁格的贡献，是把达尔文的这一声叹息，变成了一个严格的哲学论证。他并不是说，进化产生的思想一定都是假的。他问的是：从生存与繁殖的成功，到认知的可靠，这一步，不承认有神的“自然主义”凭什么跨过去？你总不能说：人活下来了，所以人就认识了真理，“活下来，就表明想得对”！

三、用这把尺子量世界，谁来解释尺子？

先分清两个概念。进化论研究生命怎样发展，以及哪些机制参与了这一过程。这是在科学的层面作探讨。自然主义却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哲学立场：不存在上帝或类似上帝的超越实在，人的认知能力背后也没有任何这样的引导。在中国语境里，它大致就是我们熟悉的唯物主义。下文统称“自然主义”。

所以，进化论与自然主义不能自动画上等号。普兰丁格本人就接受进化，他针对的是“自然主义加进化”这个组合。他的论证，可以用大白话这样说：假如你相信，我们的头脑完全是由一个不以求真为目的的自然过程塑造出来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你的认知能力总体可靠的概率，要么很低，要么根本无从判断。这样一来，你就有了怀疑自己这套头脑的理由。

可是，你相信自然主义，恰恰也是这套头脑得出的结论。那么，自然主义本身又凭什么可靠呢？用普兰丁格的术语说，相信“自然主义加进化”的人，手里等于多了一个“挫败因子”（defeater）：它让你有理由怀疑自己大脑产出的信念是否可靠。而自然主义本身，也是这颗大脑产出的信念之一。普兰丁格称之为“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这就好比一个人坐在树枝上，手里的锯子越锯越卖力，最后锯断的，恰恰是自己坐着的那一根。

争论的焦点，当然在于“认知可靠的概率很低或无从判断”这一前提能否成立，这一点我们在第六节再谈。但普兰丁格至少把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摆上了桌面：一种世界观，不但要解释世界，还要解释我们为什么能够认识世界。

四、GDP有多少，幸福是什么，人生为了什么？

作为经济学者，我被普兰丁格的思想所激荡，但也感觉他的哲学比较绕。因此想用经济学的语言，特别是借助GDP的例子，把这件事讲得更清楚一些。

在GDP这件事上，有三个层次的不同问题。

第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GDP是多少？

这是统计与测量问题。定义口径，收集数据，计算结果。口径虽要人来定，一旦定下，结果就相对客观，好比物理学家在实验室里测量光速和引力。这是计算工具能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GDP增长，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人的幸福？

这要研究收入、分配、健康、闲暇、家庭关系等因素，这是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研究“事实是什么”。同时，它还要求我们去定义什么才算真正的“幸福”。这就进入了经济学的另一个领域，叫“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研究“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在这一层，冷冰冰的数据开始和人的价值判断交织在一起。

第三个问题：人生除了物质财富，还有没有别的值得追求？

这已经是价值观与人生观，乃至灵魂归宿的终极问题，超出了经济学可以研究的领域。经济学的工具在这里失效了。

很显然，你不能只拿一张GDP报表，就宣布这三个层次的问题同时解决了。算得准，不代表解释得完整，更不代表你能正确地定义人生。如果一个经济学家，拿着第一层算出来的GDP数据，跑去强行回答第三层的问题，说：“因为我算出来的GDP很高，所以我证明了人生的终极意义就是搞钱，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意义。”

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经济学家越界了，甚至有点荒谬。其实，这恰恰就是唯科学主义所犯的错误。科学极其擅长解决第一层的问题，好比测量宇宙的“GDP”；它也能为第二层的问题提供依据。但当科学试图用它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去宣布第三层的问题，神、灵魂、意义，统统不存在时，它就越界了。

所以，真正的冲突不在科学与信仰之间，而在于有人拿着算GDP的计算器，硬要把它当成衡量灵魂的唯一天平。

研究大脑，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它同样有三个层次：

研究大脑如何运作，是科学问题。比如，人在思考、记忆、祷告时，哪些脑区活跃，神经系统发生了什么变化。

判断意识能否被物质过程完全解释，是心灵哲学的问题。大脑参与了思考，思考可以被物质过程穷尽，是两句不同的话。

断言世界上不存在任何超越自然的实在，则是在作形而上学判断。“形而上学”听起来很玄，其实这里问的就是：世界究竟包含什么？自然世界是不是全部的实在？

你可以准确记录一个人祷告时的大脑活动，但这份记录本身，判定不了他所祷告的上帝是否存在。同样，记录一个人解数学题时的脑活动，也判断不了那道题的答案对不对。

记录思想发生的过程，与判断思想内容是否为真，是两回事。

五、科学研究，什么时候变成了哲学结论？

许多中国人熟悉这样的教育：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宗教终将被科学取代。

这些命题，常常是先作为标准答案进了我们的头脑，再反过来成为评判一切思想的标尺。可是，我们有没有分清：其中哪些是可检验的科学发现，属于第一层；哪些只是哲学解释，属于第二层；哪些又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终极判断，已经跑到了第三层？

“脑损伤会影响记忆”，与“记忆可以被物质完全解释”，不是同一句话。“人的认知有进化的历史”，与“世界上不存在任何超越自然的实在”，更不是同一句话。

面对冠以“科学世界观”之名的种种判断，我们应当像看待那位越界的经济学家一样清醒。

科学发现值得尊重，以科学之名作出的哲学判断，仍然需要论证。这句话对自然主义者适用，对有神论者同样适用。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的结论偷偷塞进科学发现里，再当作“科学已经证明”的事实拿出来。

六、诚实有利于生意，真实也可能有利于生存

普兰丁格的论证激荡思考，但我们不能把它变成另一套免于追问的标准答案。

回到销售员的例子。有人会说：你当然可以编出一个骗子拿销售冠军的故事。但从长期博弈看，诚实能够积累信誉，带来回头客，减少纠纷，更有利于经营。这个反驳有道理。

同样，自然主义者可以说：准确识别食物、危险、距离和他人的意图，才能支持灵活的行动。长期面对复杂的环境，一套可靠的认识，通常比一套碰巧有效的错觉更有优势。保罗逃过一次老虎，还要找水、觅食、与同伴合作、养育后代。一个思想实验，代替不了对整套认知能力的解释。

自然主义者还可以说，科学通过实验、仪器、重复检验和公开批评，发展出了一套纠正偏差的机制。哲学家菲特尔森（Branden Fitelson）与索伯（Elliott Sober）就曾专门撰文，批评普兰丁格论证中的概率推理。

所以，“错误的信念也可能有用”，并不能直接推出“人的认知总体不可靠”。普兰丁格的论证能走多远，取决于他的概率判断能否站得住。这场争论至今没有结束。但请注意：自然主义者也不能停在“真实通常有用”这句话上。日常生存与真实之间有联系，这说得通；可这种联系，怎样从找果子、躲老虎，一路延伸到抽象数学、量子力学和终极哲学？一只为了活命而演化出来的脑子，凭什么能写出欧拉公式，理解哥德尔定理？这个问题，就不是普兰丁格的难题，而是自然主义的功课。

七、信仰也可以追问理性的根基

从基督教的立场看，人能够认识世界，与人按上帝的形象受造有关。

世界有可以认识的秩序，人被赋予了认识的能力。人的理性为什么能与世界相契合，在这套理解中有一个更深的解释：写下宇宙法则的那一位，也造了读懂法则的头脑。

当然，讲完“保罗遇虎”，并不等于就证明了基督教的全部信仰。而且，基督教并不认为人的头脑永远正确。人有认识真理的能力，也有局限；会推理，也会被骄傲、欲望与恐惧带偏。因此，信徒同样需要证据、学习、批评与纠错。信仰不能成为停止思考的借口。

在我看来，普兰丁格最大的贡献，是换了一个位置提问。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信仰总是坐在被告席上，接受理性的审问。普兰丁格做的，是请自然主义也走上证人席，回答一个它很少被问到的问题：你凭什么相信你自己的脑子？

这个问题，不会削弱科学。它让我们更认真地理解科学，也更清醒地分辨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的终极结论。

销售冠军拿到了奖金，是否就证明他句句诚实？GDP增长了，是否就说明我们已经懂得了幸福？大脑的活动被记录下来，是否就意味着意识已经被解释清楚，上帝也被请出了这个世界？

每一步，都需要它自己的理由。

老虎来了，保罗跑了。他做出了有利于生存的行动。但他心里的解释，可能仍然错得离谱。跑对了，未必想对了。我们希望活下来，也希望认识真相。分清这两件事，才好认真追问：我们所相信的，究竟有多少经过了论证，又有多少，只是从小背熟了的答案？

PS：本文缘起于笔者准备“每周一课”《知无涯者：当数学走到理性的尽头——从拉马努金看科学、理性与信仰》的过程。欢迎光临今晚的每周一课，让我们从千年一遇的数学天才拉马努金的故事讲起，一起探求真理、真知与真爱。

参考来源

Alvin Plantinga, Warrant and Proper Fun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第12章，“保罗遇虎”见第225—226页。

Alvin Plantinga, Where the Conflict Really Lies: Science, Religion, and Natur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第10章。

Branden Fitelson and Elliott Sober, “Plantinga’s Probability Arguments Against Evolutionary Naturalism,”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79(1998).

Charles Darwin, 致威廉·格雷厄姆（William Graham）的信，1881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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