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剧本

（《“赛先生”的另一面——五四没讲完的那一课》之二：历史决定论）

作者：赵晓

上一篇讲到，拉普拉斯的妖怪在物理学里失业了。

可它并没有死。它搬了家，搬进了历史和社会，换了一身行头，改名叫“历史规律”。

在物理学里，这个妖怪说：只要知道每个粒子此刻的状态，就能算出宇宙的全部未来。

在历史里，它换了个说法：只要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能预言社会的未来，甚至设计未来。这就是“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

“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几乎都背过这样的句子：历史发展有它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必然要经过几个阶段；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最后一句，出自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原话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不可避免”，这四个字，就是拉普拉斯妖的口吻。它给人一种巨大的确定性与安全感：历史的剧本已经写好，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它也给人一种巨大的权力：谁掌握了“规律”，谁就有资格替所有人安排未来。

问题是：历史真有写好的剧本吗？

波普尔的五句话

二战期间，一位流亡新西兰的奥地利哲学家，在基督城的坎特伯雷大学教书。他叫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就是第三篇我们还要讲到的那位提出“可证伪性”的科学哲学家。

在那里，他写下了两部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后一部书的扉页上，有一段献词：纪念在“历史命运的铁律”这一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之下，沦为牺牲品的、各种信仰、各个民族、各个种族的无数男女。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波普尔用五句话，拆掉了历史决定论的地基。我用大白话转述一下：

第一，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第二，我们无法用理性或科学的方法，预测未来的知识会怎样增长。

第三，所以，我们无法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第四，所以，不可能有一门像物理学那样、能预言历史的“理论历史学”。

第五，所以，历史决定论的根本目标，从一开始就错了。

道理其实一点就透。我们可以先拿中国古人的智慧来打个比方，看看“知识”是如何在瞬间改变历史轨迹的。

大家一定听过《墨子·公输》里的故事。当年，楚国准备攻打宋国。楚国为什么突然觉得历史的“必然性”站在自己这边了？因为公输盘（鲁班）发明了云梯。云梯代表着当时军事攻城新知识的增长，这种新知识瞬间打破了力量平衡，让楚王觉得灭亡宋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

这个时候，墨子听说了，从齐国出发，走了十天十夜赶到楚国，跟公输盘在楚王面前做了一场“沙盘推演”：他解下腰带围作城墙，拿小木片当器械。公输盘九次变换攻城的花样，墨子九次把它挡了回去。这就叫“九攻九守”。原文是：“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还不死心，暗示说：我知道怎么对付你，只是我不说。墨子笑了：你无非是想杀了我。可我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经拿着我的守城器械，在宋国的城头上等着楚军了。杀了我，也没用。楚王只好说：“善哉！吾请无攻宋矣。”好吧，我不打宋国了。

各位，这就是现代战略学里讲的“拒止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让对方确信，打也打不下来，我们可以叫它“墨子非攻术”。如果当时楚国有一位信奉“历史决定论”的史官，他根据两国的人口、兵力和粮草（如果那时候已经有GDP统计的话，还会加上GDP），算出楚国吞并宋国是“历史的必然”。但他算错了一个致命的变量：他无法提前预测墨子脑子里的“新知识”。

就在楚王面前那一场推演里，墨子展示出的守城的“新知识”，直接抹掉了一场即将爆发的灭国之战，强行把历史的列车扳到了另一条轨道上。

这就是波普尔要告诉我们的常识：在历史的方程式里，永远缺少一个最致命的变量——未来的新知识。为什么这个变量永远填不进去？有人会问，难道我们就不能提前“预言”未来的知识吗？

波普尔说，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你想想看，假如在1900年，有个人声称他准确“预言”了互联网的底层原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在1900年就已经在脑子里把互联网发明出来了！那这就成了1900年“当下的知识”，而不是“未来的知识”了。

这就揭示了一个铁律：你不可能在今天，去计算你明天才会懂的东西。

既然未来的知识，今天绝对无法提前知道；而历史的列车，又恰恰是被这些不可预见的新知识强行变轨的。那么，谁还敢说自己掌握了“预知未来”的历史规律？退回二十年前，有哪个社会学家的“客观规律”里，提前算出了“智能手机”会怎样彻底颠覆十几亿人的生存状态？

站在今天，又有哪个宏大叙事的方程式，能把十年后“人工智能”带来的剧变准确地计算进去？如果连这些近在咫尺的变量都算不出来，我们凭什么敢狂妄地相信，人类一百年、两百年后的终极命运，早就已经白纸黑字地写在某个“不可避免”的历史剧本里了？

预言失败了，怎么办？

波普尔还有第二刀。

马克思的理论，曾经做过不少明确的预言：革命会首先发生在工业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会越来越贫困；中产阶级会消失。结果呢？革命发生在农业国俄国和中国，而不是英国和德国；发达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产阶级越来越壮大。

按科学的规矩，预言落空，理论就该修正甚至放弃。可是，后来的信奉者没有这样做，而是不断重新解释，让理论和任何结果都能“对得上”。在波普尔看来，一个怎么解释都对的理论，恰恰就不再是科学了。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哲学界限：当年在欧洲，有一拨很有影响的哲学家，就是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我们下一篇还要讲到他们。他们认为：任何不能被经验证实的命题，都是毫无意义的“瞎说八道”（nonsense）。

但波普尔强烈反对这种看法。波普尔认为，“非科学”绝对不等于“没意义”或“瞎说八道”。比如宗教、神话、形而上学，它们虽然因为“无法被证伪”而不属于科学，却可能有巨大的意义，甚至能启发科学。波普尔自己就举过例子：古希腊人关于原子的猜想，本来是一种形而上学，两千多年后才变成了可以检验的科学。人类历史上不少伟大的科学猜想，最初就是从哲学、神话或宗教信仰的直觉中萌芽的。

这就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认知真相：科学和理性，是无法凭空运转的。

人类认识世界的第一步，从来不是纯粹客观的“数据测量”，而是必然建立在某种“先验的世界观”或“信仰”之上。统计学里的贝叶斯推理，就是一个形象的例子：没有一个初始的“先验概率”，后面的证据再多，也算不出结论来。理性这台推导机器，要先有一个起点，才能启动。你必须先“相信”点什么，然后才能去“研究”点什么。

翻开真实的科学史，情况确实如此。近代科学之所以能爆发，恰恰是深深得益于基督教世界观所提供的先验启示。大家想想看，当开普勒、牛顿这些先驱坐到望远镜和书桌前之前，他们的脑子里必须先预设两个不可证伪的“信念”：

第一，他们必须相信，这个宇宙不是混乱无序的，而是有着极其精确的普遍规律。为什么？因为宇宙背后有一位理性的造物主。

第二，他们必须相信，人类那点微不足道的脑力，居然有能力去读懂宇宙的底层代码。为什么？因为人类是按照这位造物主的形像被创造的智慧管家。

如果没有这种底层的信仰作为支撑，没有这种对“宇宙秩序”的敬畏与信心，那幅探寻科学真理的宏伟图景，很难画出第一笔。

说这些，是为了把一件事讲清楚：说一样东西“不是科学”，并不是在骂它。信仰不是科学，这没有什么丢人的；科学本身，就是站在信仰的肩膀上起步的。历史决定论的问题，不在于它是一种信仰，而在于它是一种信仰，却偏要冒充科学。

相比之下，波普尔给后来那些不断为理论“打补丁”、让理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做法，定下的罪名，不是像宗教、神话那样的“非科学”，更不是“瞎说八道”，而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因为它们明明已经失去了科学的资格（不再接受经验的证伪），却还要死死穿着赛先生的外衣来骗人。

多说一句，波普尔用“贫困”做书名，其实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思想史上，1846年，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写了一本书叫《贫困的哲学》。马克思看后极其不屑，第二年（1847年）就写了一本针锋相对的书来狠狠批判蒲鲁东，书名就叫《哲学的贫困》。马克思的意思是：你那不叫哲学，你的思想太贫乏了。

大约一百年后，波普尔在写书反击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时，借用了马克思当年骂别人的句式，取名《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当然是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致敬。这里的“贫困”（poverty），指的不是物质上的穷，而是思想上的贫乏、逻辑上的匮乏、方法论上的破产。按我的理解，至少有三层贫困：

想象力的贫困： 历史决定论者缺乏基本的想象力。他们狂妄地以为人类社会的演变就像机器运转一样刻板。他们贫乏的头脑无法理解，人类知识的突变、人类自由意志的选择，能够创造出多么不可预测、波澜壮阔的未来。

科学性的贫困：它明明只是一种偏执的信念或意识形态，却非要借用物理学和生物学（赛先生）的词汇来装点门面。它表面上看起来体系庞大、无所不包，但在真正严密的科学逻辑（可证伪性）面前，它的内核是空洞的、干瘪的。

实践结局的贫困： 历史决定论许诺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人间天堂”。但波普尔敏锐地看到，当人类狂妄地试图按照某种“假规律”去强行计划社会、抹杀个体的自由意志时，最终带来的，往往是真实世界里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甚至是巨大的灾难。

一句话：历史决定论穿着赛先生的衣服，却违反了赛先生最基本的规矩。在波普尔眼里，它是典型的“伪科学”；它的“贫困”，是科学逻辑上的破产，更是面对人的自由意志和不可知的未来时，那种致命的思想贫乏。

钉子的故事

如果说波普尔从哲学上拆了历史决定论，那么，我的老本行经济学，是从实践里拆的。

1920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就指出：没有市场价格，计划者根本无从计算。1945年，他的同道和后辈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写了一篇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论文之一：《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哈耶克说，经济运行所需要的知识，从来不是集中在一个大脑里的，而是分散在千千万万人手中：这块地适合种什么，这个工厂哪台机器快坏了，这个城市下个月缺什么。这些“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知识”，任何计划委员会都收集不全，也算不过来。而市场价格，恰恰是把这些分散知识传递出去的信号系统。

苏联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计划部门给钉子厂下指标：按重量考核。于是工厂只生产又大又重的钉子，没人用得上。计划部门一看不对，改成按数量考核。于是工厂只生产像针一样细小的钉子，同样没人用得上。

这个笑话的经济学含义，就是哈耶克那篇论文：计划者不知道人们需要什么样的钉子，而这个知识，本来就不可能集中到他手里。中国人对此的体会，代价更加惨痛。1957年，提出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1958年，大跃进开始，报纸上放出了“亩产万斤”的“卫星”。随后是大饥荒，学者们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计，从一千多万到四千多万不等。

历史的“剧本”写得越宏大，舞台下付出的代价就越沉重。

哈耶克把这种以为能凭理性设计整个社会的念头，叫做“致命的自负”。波普尔的献词，就是为它的牺牲者写的。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进一步想到：计划经济和历史决定论还有一个更根本的死穴——不仅是“知识”算不过来，更是因为“人心”算不出来。

在物理学里，一颗行星下一秒在哪里，由引力定律算得清清楚楚；但在社会里，人心变幻莫测，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下一秒想干什么。比如一个人昨天信誓旦旦做好的计划，今天可能全变了；我今天走进商场，原本计划好要买一个杯子，结果出门的时候，杯子没买，手里却多了一台手机。

各位想想看，如果人类个体，连自己明天的“微观计划”都无法精准预测和控制，一个高高在上的计划委员会，又凭什么能精准计划几亿人明天的需求？如果连宏观经济都无法被计划，那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又怎么可能被一套干巴巴的公式和规律所决定呢？

历史决定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把人当成了物理学里没有灵魂的原子，而忘记了，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心，永远比拉普拉斯的妖怪更复杂。

“知识”还是“人心”？

在写作此文时，我还进一步思考了一个以前不曾想过的问题：为什么波普尔和哈耶克当初都用“知识”来反驳，而不用“人心”？难道他们不如我聪明吗？

当然不是。这里面有历史语境的原因，但“人心论”，恰恰才是他们理论的真正灵魂。不妨分两层来剖析。

第一层：为什么他们当年偏爱用“知识”这个词？

因为他们当时的论战对手太狂妄了。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中，哈耶克和米塞斯面对的是一群极其推崇“科学理性”的计划派学者（如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这群人认为：计划当局完全可以模拟市场，用联立方程算出最优的价格和产量。兰格晚年（1967年）甚至写道：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容易多了，把联立方程输入电子计算机，不到一秒钟就能得出答案。

如果哈耶克当时说“人心变幻莫测，你算不准”，计划派会反驳：“那是心理学问题，我们只管宏观物质分配。”

所以，哈耶克必须在认识论（Epistemology）的层面上，用计划派最引以为傲的“知识与数据”去打败他们。哈耶克指出：你以为你能收集全数据，但真正要紧的经济知识，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知识，很多还是当事人自己都说不出来的默会知识，它从根本上就无法被完整地收集到一个中心。

同样，波普尔面对的是标榜自己掌握了“科学历史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必须用“知识的增长在逻辑上不可预测”来实施降维打击。

他们用“知识”作为武器，是为了在敌人的主场（科学理性）击败敌人。

第二层：“人心论”，才是更深刻的底牌。

虽然哈耶克用的是“知识”这个词，但他口中的“分散的知识”，其中很要紧的一部分，恰恰就是我说的“人心”：每个人的主观偏好、此时此刻的盘算和欲望。

米塞斯在他的巨著《人的行为》（Human Action）中，把这一点说得无比透彻：经济学的基石不是物质，而是人的选择。

而人，不是物理学里按照既定轨道运行的原子，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价值不是客观凝结在商品里的，价值是主观的，它完全取决于“人心”在此时此刻的判断。前面讲的那个杯子和手机的例子，正是“主观价值论”和“反计划经济”最好的画面。

剧本在谁手里？

讲到这里，也许有基督徒朋友会问：基督教不也相信历史有方向、有终局吗？这和历史决定论有什么不同？

这是个好问题，而区别恰恰是根本性的。

基督教相信神的护理（providence）：历史在神的手中，有起点，也有终局。但这个“剧本”，在神的手里，不在任何人的手里。没有哪一个政党、哪一位领袖、哪一套理论，可以宣称自己读懂了全部剧本，因而有权替神导演人间。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早就说过：地上之城与上帝之城交织在一起，直到末日才会分开。任何一个地上的国家或政权，都不能自称就是上帝之城。

加尔文主义的人论说得更直白：人是有罪的，人不能自救，所以，没有人可以做神，有罪的人建立起来的制度也罢，国家也好，当然也不是神。

历史决定论的要害，就在这里。它把只有神才配拥有的全知，交给了人。它说自己是唯物主义、是无神论，骨子里却是一个贫困化的伪科学，同时也是世俗化的伪神学：有“救赎”（解放），有“选民”（先进阶级），有“末世”（理想社会），只是把神换成了“规律”，又把解释规律的权力，交给了少数人。

所以，历史决定论和基督教的冲突，不在于“有没有剧本”，而在于“谁拿着剧本”。

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百年后，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把这句话原样奉还：历史决定论这种世俗宗教，才是“知识分子的鸦片”。这口鸦片，为什么偏偏让最聪明的人上瘾？这个话题值得单独讲，我另写一篇番外。

历史是活人写的

历史没有剧本，不等于历史没有意义。

恰恰相反。正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掌握剧本，每一个普通人的选择才有分量：诚实还是撒谎，承担还是推诿，守住良心还是随波逐流。历史，不是规律一格一格推着走的齿轮，而是千千万万活人，在神面前，一天一天写出来的。

这是一种更谦卑的历史观，也是一种更有尊严的历史观。

五四请来的赛先生，后来带来了“历史的必然”。可真正的赛先生，在知识上只能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他知道自己可能错，所以从来不会说“必然”二字。他只会说：这是我们目前最好的猜测，欢迎来证伪。

下一篇，我们来谈坐在老大位子上的那一位：唯科学主义。凡不能证明的，就不存在吗？

（本系列由笔者“每周一课”《知无涯者：当数学走到理性的尽头》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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