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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三 穿越时间的生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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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三 穿越时间的生意(上)

一只螃蟹怎样变成“北海道必吃”,一家小店怎样活过一百年,一座港城怎样退出中心,一幅木版画怎样长成今天的动漫,一个消费社会怎样换代。五篇合起来问的是同一件事:价值是怎样被创造的,怎样被守住的,以及守不住的时候还剩下什么。

帝王蟹:“北海道必吃”是怎么诞生的——从“冰雪之门”看企业家的发现与品牌的形成

到了北海道,吃帝王蟹似乎是一件不需要解释的事。就像到了北京要吃烤鸭,到了西安要吃羊肉泡馍;到了札幌,游客自然会问:哪里可以吃到最好的帝王蟹?

我和妻子去了札幌“冰雪之门”螃蟹料理店。它创立于一九六四年,至今六十多年。店里陈列的资料讲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故事:今天价格昂贵、被视为北海道高级美食代表的帝王蟹,当年并不是人人追捧的珍馐。它主要被制成罐头出口,活蟹体型巨大、运输不易、保存成本高,日本国内也没有形成成熟的消费习惯;部分渔获甚至因为找不到用途和销路而被弃置。

于是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帝王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北海道必吃”的?

答案是:它不是天然如此,而是被创造出来的。

一、今天的常识,曾经不是常识

人们很容易把已经形成的消费习惯,当作自古就有的传统。

今天,我们看到帝王蟹硕大的体型、鲜甜的蟹肉和昂贵的价格,会觉得它天生就该属于高级餐桌。但一种资源具有物理价值,并不等于它已经具有经济价值。如果没有稳定运输,活蟹到不了城市;如果没有保存技术,捕捞之后很快损耗;如果没有成熟吃法,消费者面对一只庞然大物也无从下手;如果没有餐厅展示和讲解,人们更不会为它支付高价。

石油在内燃机发明以前,只是地下黏稠的液体;铝在现代电解技术出现以前,曾比黄金还贵;帝王蟹在进入现代餐饮体系以前,也只是一种难运输、难保存、难处理的海产。

资源只是价值的可能性,市场才把可能性变成现实。

二、企业家的第一种能力:看见

“冰雪之门”的创业故事,开始于创办人新道弘次对帝王蟹的偶然关注。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在薄野餐饮业工作,听渔业人士谈起帝王蟹的捕捞和处置,产生了一个当时并不寻常的想法:为什么不能把帝王蟹作为鲜活食材,直接端上餐桌?为此他前往北海道东部的渔业产地寻找货源。在别人眼中,这些巨大的螃蟹意味着运输困难、死亡风险和市场不明;在他眼中,它们却可能成为一种从未出现过的高级料理。

同一只螃蟹,不同的人看到的并不是同一种东西。渔民看到渔获,加工厂看到罐头原料,运输者看到成本,普通餐厅看到麻烦,企业家却看到了一个尚未存在的市场。经济学家柯兹纳把企业家精神概括为一种“警觉”:市场中总有被低估的资源、尚未满足的需求和没有连接起来的机会。企业家不是全知全能的计划者,而是比别人早一步注意到:这里也许存在一种新的组合。

别人看见的是一只难处理的螃蟹,企业家看见的是一张尚未摆好的餐桌。

三、企业家不只满足需求,也创造需求

但看见机会并不等于机会已经实现。

即使把帝王蟹运到札幌,也不意味着顾客就愿意购买。当时大多数消费者没有吃活帝王蟹的经验,不知道怎样拆解,不知道不同部位如何烹调,更不清楚它为什么值得高价。所以“冰雪之门”真正的创新,不只是找到货源,而是把一只螃蟹变成一整套消费体验:从选蟹、运输、保存,到切割、烹煮、烧烤、刺身和蟹锅;从餐厅环境、服务方式,到向顾客展示怎样吃、为什么好吃。

消费者不是天然懂得消费,而是在市场中被启发、被教育,也被新的体验塑造。

在智能手机出现以前,没有多少消费者会说自己需要一台没有实体键盘、可以随时上网和拍照的电话;在咖啡馆成为城市生活方式以前,人们也未必知道自己愿意为一张桌子、一杯咖啡和一段安静时间付费。同样,在帝王蟹成为“北海道必吃”以前,游客并没有这份必吃清单。

餐厅先提供新的可能,消费者体验之后形成偏好;偏好经过口碑传播变成习惯;习惯再经过旅游业、媒体和地方文化的反复强化,最后成为一种近乎不言自明的常识。发现食材,发明吃法;创造体验,形成口碑;口碑变成习惯,习惯沉淀为传统。所谓传统,有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古老。它可能只是一个成功的商业创新,经过两三代人的重复,最终进入了地方文化。

四、从一道菜到“北海道”

一家餐厅可以卖螃蟹,但只有当一种食物与地方想象结合起来,它才可能成为区域品牌。

“冰雪之门”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次品牌创造。冰雪、北海、严寒、渔船、辽阔海域,这些意象共同构成了人们对北海道的想象。游客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摄入蛋白质,而是希望通过一顿饭,尝到“北海道”。同样一只蟹,在普通市场里是一种海产品;进入“冰雪之门”,它便与北海道的冰雪、海洋、历史和旅行记忆联系起来。

产品满足功能,品牌提供意义。

人们买茅台,也买身份与仪式;买瑞士手表,也买精密、时间和传承的想象;在札幌吃帝王蟹,也是在确认“我来过北海道”。餐厅借助北海道获得意义,北海道也借助餐厅获得形象,最终形成一种共同资产。

于是帝王蟹完成了三次跃迁:从海洋资源变成餐饮产品,从餐饮产品变成旅游体验,从旅游体验变成北海道的文化符号。

五、发现价值之后,还要守住价值

创业故事最容易讲的是第一幕:创办人独具慧眼,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机会。但一家企业能否活过六十年,真正的考验往往发生在第二幕以后。

帝王蟹资源并非无限。随着捕捞规模扩大、国际市场变化、俄罗斯加强渔业资源与出口监管,供应量、采购价格和来源稳定性都发生了变化。过去依赖某一产区或某一渠道的经营方式,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餐厅必须重新寻找稳定货源,并在捕捞、采购、冷冻、运输、解冻、储存和烹饪之间建立更严格的质量控制。

此时,企业竞争的核心已经不只是“能不能买到螃蟹”,而是:能否保证来源合法?能否保持品质稳定?能否承担价格波动?能否在资源稀缺时仍然不以次充好?能否让下一代经营者继续珍惜上一代积累的信誉?

第一代企业家解决的是“从无到有”,后来的经营者解决的是“如何不坏”。前者需要想象力,后者需要约束力;前者靠冒险,后者靠守约。这正是许多企业寿命短暂的原因。发现机会并不罕见,罕见的是在机会变成利益之后,仍然愿意尊重品质、资源、顾客和未来。

品牌的本质不是广告,而是时间中的承诺。消费者今天愿意走进一家六十年的老店,是因为相信这家店不会为了眼前利润,轻易透支过去积累的信用。每一次采购、每一道工序、每一次服务,都是在为这个承诺续约。

六、“北海道必吃”究竟是谁创造的

现在可以回答最初的问题了。

帝王蟹成为“北海道必吃”,不是由某一个人单独完成的,也不是一份政府规划直接造出来的。渔民负责捕捞,运输者建立冷链,餐厅发明吃法,厨师稳定品质,媒体传播故事,游客分享经验,地方社会则把它逐渐接纳为北海道形象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典型的自发秩序。没有任何人能在一开始就设计出今天完整的结果。创办人只是在某个时刻看见一种可能,随后无数人的选择、试错和重复,把这种可能逐渐放大。但政府也并非毫无作用。海洋资源需要保护,捕捞权需要规范,食品安全需要监督,交易秩序需要维护。好的制度不应代替企业家发现机会,而应当守住产权、公平竞争、资源可持续和食品安全的底线。

企业家创造价值,制度保护价值;市场发现可能,法治约束掠夺。

七、一只螃蟹告诉我们的经济学

我们常说一个地方拥有“资源优势”,仿佛资源只要存在,繁荣就会自然发生。

其实不然。世界上有资源而贫穷的地方很多,有资源却没有产业、有产品却没有品牌、有游客却留不下消费的地方,也并不少见。资源优势与经济优势之间,还隔着企业家的发现、知识的应用、供应链的组织、消费者的信任以及制度的保障。

北海道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拥有寒冷海域、肥沃土地和壮美风景,也在于它能够把牛奶做成品牌,把马铃薯做成产业,把一只难运输的帝王蟹做成全世界游客心中的必吃。这种能力,才是比自然资源更重要的资源。

所谓地方名产,并非天然生成;所谓消费传统,也不是从古至今一成不变。它们可能起源于一个人偶然听到的消息、一次冒险的远行和一个当时看来并不可靠的念头。然后经过六十年的经营、改进和守护,一个念头变成一家老店,一家老店塑造一种消费,一种消费最终成为一个地方的名片。

大海创造了帝王蟹,企业家创造了“北海道必吃”;而真正让“必吃”穿越时间的,是几代人对品质与信用的守约。

企业为何长寿——日本百年老铺的六组基因

为什么有些企业活不过三五年,有些企业却能跨越百年?

企业也像人一样,有出生、成长、衰老和死亡。但企业与人不同:人的生命有自然极限,企业却可以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不断延长。一个人很难活到一百二十岁,一家企业却可能活过三百年、五百年甚至上千年。日本就是这样一个长寿企业王国。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企业:强大的秘密》对此作过系统研究。书中数据显示,截至二〇一九年,日本创立超过一百年的企业已达三万三千二百五十九家,比二〇一六年的两万七千八百九十七家又有显著增加。其中既有虎屋、山本海苔店这样的著名老铺,也有大量默默无闻的建筑、制造、批发、零售、旅馆、餐饮和地方服务企业。

它们经历过战争、地震、金融危机、技术革命、产业更替,也经历过创始人的离世与一代又一代的权力交接。许多当年声势浩大的明星企业早已消失,它们却仍然活着。

那么,它们究竟凭什么活下来?

一、长寿不是因为不变,而是因为知道什么不能变

谈到老字号,人们很容易想到两个字:传统。但《百年企业》最重要的发现恰恰是:真正的长寿企业,并非因为拒绝改变而长寿;恰恰相反,它们往往非常善于改变。

拥有约五百年历史的和菓子企业虎屋提出过一个很有意味的观念:传统,是连续创新的结果。这句话说得极好。一棵树之所以能活得久,不是因为它永远保留原来的叶子。叶子每年都要落下,枝条不断生长;真正不能失去的是根,是维系生命的结构。企业也是如此。产品可以改变,包装可以改变,技术可以改变,销售渠道可以改变,组织方式也可以改变;但品质、信用、使命以及企业存在的理由,不能轻易改变。

很多企业的失败,不是因为改变得太少,就是因为改变得太多。有些企业把传统理解为一切照旧,最后把传统做成了遗迹;另一些企业为了追逐风口,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最后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知道什么不能变,所以不会迷失;知道什么必须变,所以不会死亡。

二、目标函数不同:不是利润最大,而是存续概率最大

现代企业理论通常把企业理解为一种追求利润的组织,上市公司则被进一步理解为替股东创造价值的机器。这样的理解当然有其合理性——没有利润,企业无法生存;不能为投资者创造回报,资本也不会长期停留。

但日本百年企业给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目标函数。

普通企业更容易追求当期利润、增长速度或股东回报的最大化;长寿企业追求的,则更接近于跨代持续经营概率的最大化。这两种目标并非完全矛盾,却会导致非常不同的行为。如果目标是短期利润最大化,企业就容易使用更高杠杆、进行更快扩张、追逐更热门的行业,并把暂时不产生收益的人员、关系和传统视为成本。如果目标是长期存续,企业则会更重视现金、信用、人才、声誉和抗风险能力;在繁荣时保留余地,在诱惑面前保持克制,在危机到来以前就为最坏情形做准备。

日本长寿企业通常有一些共同的财务特征:自有资本比例较高,现金储备相对充足,举债较为谨慎,不轻易进入完全陌生的行业,也不把企业的命运押在一次豪赌上。这种经营方式在景气高涨时未必最亮眼,甚至显得保守;但当潮水退去,它们往往仍然站着。

利润是企业的血液,却不是企业的灵魂。企业若没有利润,会因失血而死;企业若只为利润而活,也可能因贪婪而死。

三、家族企业:以血缘承载时间,以制度约束血缘

日本百年企业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家族经营比例很高。书中数据显示,创始家族直接经营约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七,其他形式的同族经营约占百分之三十七点八,两者合计约百分之八十二。

现代管理学常常对家族企业持怀疑态度。家族企业的确可能产生任人唯亲、公私不分、治理不透明以及接班人无能等问题。但日本的经验提醒我们,家族企业也拥有职业经理人制度难以替代的优势。

首先是时间尺度不同。职业经理人往往按季度、年度或任期考虑问题;家族经营者则可能按一代人、两代人甚至百年来思考。

其次是责任结构不同。家族的财富、声誉和身份与企业紧密相连。经营失败,损失的不只是职位和奖金,也可能是整个家族几代人积累的信用。

再次是企业记忆得以保存。一家企业真正重要的知识,往往并不全部写在规章制度里。哪些钱不能赚,哪些客户不能欺骗,怎样判断供应商,危机时首先保护什么——这些隐性知识,需要通过长期相处和代际传递才能保存。

但日本家族企业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父传子”本身,而是“家业重于血统”。如果亲生儿子不适合经营,一些日本家族会通过婿养子等制度,引进更有能力的继承人。这意味着,继承的不是一个人的特权,而是一项事业的责任。

家族可以拥有企业,但不能任意消费企业;后代可以继承所有权,却必须证明自己配得上经营权。家族若把企业当作私人提款机,家族制就会成为企业的灾难;家族若把自己看作企业使命的受托者,家族制便可能成为长期主义最坚固的载体。

四、家训不是古董,而是企业的宪法

许多日本老铺都有家训。在现代人看来,家训似乎只是祖先留下的几句话,适合装裱后挂在墙上。但研究发现,真正有效的家训并非装饰,而是一套经过长期试错形成的治理原则。

例如:不欺骗顾客,不从事投机,不做超出自身能力的生意;在盈利时保持节制,在困难时不轻易抛弃员工;尊重本业,维护信用,与地方社会共生,并且总要为下一代保留余地。

这些话看起来朴素,却有重要的制度功能。

第一,它为权力划定边界。即使企业掌握在家族手中,经营者也不能随心所欲,因为还有一套高于个人偏好的原则。

第二,它降低代际传承的成本。新一代不必从零开始试错。

第三,它在危机中提供判断标准。当各种机会扑面而来时,企业不只是问“哪个项目最赚钱”,还要问:“这是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所以家训可以被理解为企业的宪法。宪法不能替代日常经营,却规定了经营者权力的边界;家训不能提供每一个具体答案,却决定了企业在重大关口朝哪个方向走。没有原则的企业,繁荣时可能跑得很快,危机中却不知道该守住什么。

五、不同企业,不同活法

森林里没有两棵完全相同的树。杉树向上生长追逐阳光,榕树向外伸展独木成林,松树扎根岩缝耐寒耐旱,竹子看似纤细却以地下根系彼此连接。企业也是如此,不能拿一套标准衡量所有企业。

家族企业以血缘承载连续性,优势是时间尺度长、责任集中、隐性知识可以传递;危险是血缘吞噬事业。

上市公司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所有者,必须以制度承载连续性:清晰的公司使命,有效的董事会治理,对经理层的监督与激励,公开透明的信息制度,可以独立于个人的组织文化。它的危险是短期主义——股价每天波动,业绩按季度公布,所有人都可能知道长期重要,却被激励着追逐眼前数字,于是削减研发、透支品牌、牺牲员工、回购股票。股东在高位退出,经理人在任期结束后离开,真正承担后果的却是企业本身。家族企业要防止家族凌驾于企业之上,上市公司则要防止市场凌驾于企业使命之上。

大企业靠系统生存,也可能死于系统。规模带来资本、技术、人才、渠道和全球资源,但组织层级增多以后,信息在传递中失真,部门利益取代公司使命,规则越来越复杂,责任却越来越模糊。大企业常常不是看不见变化,而是无法对变化作出足够快的反应——每个人都意识到问题,却没有人愿意承担改变的成本。它真正的敌人往往不是外部竞争者,而是内部已经成功过的自己。

中小企业靠专注生存,也可能困于专注。许多日本百年企业不是产业巨头,而是地方上的建筑商、酿酒厂、旅馆、食品店、药铺和专业制造商。它们的长寿不来自不断扩大规模,而来自深耕一个生态位。一口井不必变成一条河,也可以因为挖得足够深而不断出水。它们的危险,是客户过度集中、关键人才断层、经营知识过度依附创始人。老板一旦离开,企业可能突然失去大脑。

科技企业怕慢,传统企业怕旧。科技企业最容易把风口误认为能力,把估值误认为价值,把创始人的个人魅力误认为制度;传统企业最容易把历史误认为竞争力,把顾客怀旧误认为永久需求。真正能长寿的企业,既不能慢到错过时代,也不能快到失去自己。

六、六组基因,一个公式

形态千差万别,但真正长寿的企业往往拥有几组共同的基因。

身份基因(Identity)——知道自己是谁。企业必须有清楚的使命和边界。没有使命,企业只能跟随机会;没有边界,增长最终会变成失控。

守约基因(Covenant)——把信用看得比交易更长。长寿企业不把顾客、员工、供应商和地方社会只当作可以替换的资源。它知道企业价值存在于关系之中,而关系需要时间和信用来维持。

治理基因(Governance)——让权力可以交接。创始人可以伟大,却不能永远存在。企业必须把个人的能力变成组织的能力,把个人的权威转变为受约束、可传递的制度。

更新基因(Adaptation)——不断改变生命的表达方式。产品会老,技术会旧,渠道会变。企业必须允许新的枝条生长,也必须舍得剪掉已经枯死的部分。

韧性基因(Resilience)——永远为冬天保留粮食。高杠杆可以加快增长,也会放大死亡风险。效率关心的是晴天能跑多快,韧性关心的是暴风雨中能否活下来。

传承基因(Succession)——让后来者既能继承,也能重新创造。真正的传承不是让下一代重复上一代,而是让下一代在守住核心使命的基础上,拥有重新解释和重新创造的自由。如果只能继承而不能创新,传承就是重担;如果只准创新而不必继承,企业就会失去记忆。

用一个简化的生产函数表示:L = f ( I, C, G, A, R, S )

不同企业,这些变量的组合方式并不相同。家族企业更依赖身份、守约与传承;上市公司更依赖治理与透明;大企业更需要更新与分权;中小企业更依赖专注、信用和生态位;科技企业必须强化适应速度;传统企业则必须把历史积累转化为今日价值。所以,没有一种最佳企业制度适合所有企业。企业治理真正的问题不是“哪一种形式最好”,而是:哪一种制度最能约束你的弱点、发挥你的优势,并使你的使命延续下去?

六个变量里,C 是枢纽。没有守约,身份只是口号,治理只是流程,传承只是财产转移。

七、更深一层:它是一种“圣约型企业”

还可以再追问一步:为什么日本企业愿意约束自己?为什么今天的经营者要为尚未出生的后代保留企业?为什么企业愿意在短期利益之外,承担对员工、顾客与地方社会的责任?

仅仅用利润,很难解释这一切。长寿企业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企业不是一群人为了短期逐利而形成的临时组合,而是一个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跨代共同体。其中存在着多重托付:创业者与后代之间的托付,企业与员工之间的责任,商家与顾客之间的信用,企业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惠,今天的经营者对尚未出生之人的责任。这些关系共同构成一种类似圣约的结构。

当然,这不是说日本的家族企业在神学意义上就是圣约共同体。它们可能并不具有基督教信仰,也未必清楚圣约的超越来源。这里所说的圣约型企业,是一种制度和文明意义上的类比。

合同关心的是“你应该给我什么”,圣约还会追问“我既然与你建立了关系,就应该为你承担什么”。合同以交易完成为终点,圣约却使关系具有时间的纵深。

八、为什么一些中国企业做得大,却活不久

比较日本的百年企业,再看中国企业,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反差。

中国企业极具活力。中国企业家勤奋、敏锐、敢于冒险,能够迅速发现市场机会,整合资源,把企业从零做到很大。但我们擅长做大,却未必擅长做久;擅长第一代创业,却常常困难于第二代传承。

问题不完全在技术,也不完全在管理,而在企业究竟被理解为什么。如果企业只是老板个人权力的延伸,老板一旦退出,企业便失去中心;如果公司制度只是家长制的现代包装,员工就只是服从者,而不是共同创造者;如果企业的终极目标只是赚钱,那么当更快赚钱的机会出现时,原有事业随时可以被抛弃。

更深的问题是信用的短期化。企业对员工的承诺可以随时改变,对客户的责任可以通过合同漏洞逃避,对供应商可以依靠市场地位压榨,老板也可以把企业资产与私人财富混在一起。在这样的结构中,各方都会趋向短期化:老板怕员工背叛,员工怕老板翻脸;供应商担心拖欠,客户担心欺骗;父辈不信任子女,子女只等待接班。

当所有人都在防备所有人时,企业即使拥有资本,也很难拥有共同体。百年企业首先不是资本的积累,而是信用的积累;不是规模穿越了一百年,而是关系穿越了一百年。

九、不要迷信长寿,也不要轻视长寿

当然,长寿本身并不自动等于伟大。

有些企业可能因为垄断、特权或制度保护而长期存在,却不再创造真正价值;有些企业完成历史使命后退出市场,也未必是失败。经济发展本来就需要创造性破坏,旧企业的消失有时正是新生命诞生的条件。值得追求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存续,而是有使命、有创造、有责任的存续。

一棵树活了一千年却不再生长,只是一具尚未倒下的躯干;一家企业延续百年却失去创造与责任,也只是一块商业化石。

十、各从其类,各按其时

创世记描述上帝创造生命时,反复出现一句话:各从其类。

生命的丰富不在于整齐划一,而在于各有其类、各按其时、各自生长。园子不同于塔:塔要求每一块砖都一样,园子却允许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和香柏树以不同方式生长。

企业世界也应如此。不是所有企业都要上市,不是所有企业都要做大,不是所有小店都要变成连锁集团。有人适合成为参天大树,有人适合守住一间百年老店;有人依靠资本市场成长,有人依靠家族信用传承;有人改变世界,有人忠心服务一个地方。一百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创业者早已离世,最初的员工和顾客也已不在;意味着技术、制度、货币和社会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但有一种承诺仍被下一代接住,有一种信用仍被陌生人继续维护,有一种事业仍然值得后来者投入生命。

向过去守信,向今天负责,向未来开放;根扎得深,枝叶常新,各从其类,生长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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