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二｜谁建造了今天（下）

三种开拓——碑、牛与篷车

作者：赵晓

一块石碑，一头铜牛，一辆向西而行的篷车。

它们分别出现在札幌、深圳和美国西部，却共同讲述着一个现代化的古老故事：人类不断离开熟悉的土地，进入新的空间；砍倒森林，铺设道路，建立城市；旧产业衰落，新产业兴起；边疆变成市场，荒野变成工厂，昨天的边缘变成明天的中心。

人们通常把这个过程称为开拓。但“开拓”是一个很有力量，也很危险的词。它总让我们看见建设者的汗水，却容易让我们忘记：所谓等待开发的土地，是否早已有主人？所谓创造性毁灭，究竟毁灭了什么？谁获得了创造的收益，又是谁承担了毁灭的成本？

一、三种开拓，三种现代化

大通公园的开拓纪念碑，纪念的是明治政府设立开拓使、组织移民、引进美国技术和开发北海道的国家工程。政府预算、屯田兵制度、试验农场、道路建设、矿产勘探和现代教育共同构成它的组织体系。这是典型的国家推动型开拓。

深圳的拓荒牛是另一种故事。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1984年，雕塑家潘鹤创作的铜牛落成。这头牛低着头、绷紧肌肉，用尽全力拔起盘根错节的老树根。官方名称常作“孺子牛”，公众却更习惯称它为拓荒牛，因为它表现的不是温顺服从，而是破除障碍、从无到有的特区精神。这是一种由政府打开制度缺口、再由市场释放活力的改革试验型开拓。

美国西进运动（Western Expansion）是第三种。它既有个人冒险、市场扩张和移民创业，也有强大的政府力量：购买土地、签订或撕毁条约、驱逐原住民、实施《宅地法》、补贴铁路、建立军事据点和土地拨赠大学。1862年的《宅地法》（Homestead Act, 1862）允许符合条件者申请一百六十英亩土地，居住、耕种并完成改良后取得产权；此后约有2.7亿英亩土地经宅地制度被认领，约占美国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这是一种国家扩张、产权分配与市场开发相互结合的边疆资本主义型开拓。

三种路径不同：北海道是国家先行，技术跟进，市场在后；深圳是政府破墙，市场开路，全球资本进入；美国西部是国家取得并分配土地，私人产权、移民创业与铁路资本随后扩张。

但三者有一个共同点：市场并不是在真空中生长的。每一片后来被称为“自由市场”的土地，背后都有国家预先划定的产权、秩序与边界。

二、牛为什么要拔树根

拓荒牛最值得注意的，不只是那头牛，而是牛角所顶住的老树根。

树根象征什么？可能是旧体制、旧观念、旧利益，也可能是计划经济形成的审批、户籍、价格管制和行政壁垒。深圳要生长，首先必须把这些盘根错节的障碍拔出来。

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称为创造性毁灭：创新者不断用新产品、新技术、新组织和新商业模式，替代旧有生产方式。汽车摧毁马车行业，电商冲击传统商场，智能手机淘汰胶卷，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知识生产与就业结构。市场的伟大，正在于它允许新的生命突破旧结构。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最壮观的一次创造性毁灭。价格信号逐渐取代行政命令，企业家判断逐渐取代计划指标，外来人口冲破封闭的身份秩序，国际资本、技术和订单把一个边陲小城卷入全球产业链。政府不再决定每一种产品生产多少，而是允许无数企业和个人自己试错。

深圳真正的奇迹，不是政府准确预见了腾讯、华为、大疆和比亚迪，而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建立了一个允许它们意外生长的空间。

好政府最大的功劳，不是替市场预见未来，而是建立一个未来可以被发现的制度。

然而创造性毁灭从来不只有创造。旧工厂会倒闭，旧技能会贬值，旧社区会消失，房价上涨会排挤低收入者，城市更新会改变原住村民和租户的生活。市场计算的是价格，却不会自动计算乡愁、身份、社区联系和失去熟悉生活后的精神成本。

一头牛拔掉树根，新的城市得以生长；但如果拔起的不是束缚生命的枯根，而是仍然承载许多人生活的根呢？这就是创造性毁灭的边界问题。

三、政府的效率：它能移山，也可能把人当成山石

北海道开发与美国西进都表明，在大规模现代化初期，政府往往具有市场无法替代的作用。道路、铁路、港口、测量、教育、治安和基础研究，投资巨大，回报周期漫长，私人投资者未必愿意率先承担。

北海道之所以能迅速纳入日本现代国家，不只因为移民勤劳，也因为明治政府以财政、军队、行政和教育体系建立了基础秩序。

美国西部之所以能被快速开发，也不只因为牛仔勇敢、拓荒者勤奋——联邦政府通过《宅地法》分配土地——任何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包括妇女、被解放的黑奴和宣誓加入美籍的移民），只需交纳10美元的登记费，就可以在西部领到160英亩（约合970亩）的公有土地；只要在土地上耕作、居住满5年，这块土地就永久归个人所有；通过《太平洋铁路法》（Pacific Railway Act, 1862）——提供土地和政府债券，推动横贯大陆铁路与电报建设。政府规定：铁路公司每修一英里铁路，就能获得铁路沿线两侧交错排列的公有土地所有权（每英里最多可获12800英亩）。联邦政府还直接发行了由国家信用背书的政府债券（Government Bonds），根据修筑地形的难度（平原、丘陵、山地），每英里给铁路公司贷款1.6万到4.8万美元不等。国家先把空间连在一起，市场才把商品、人口和资本流动起来。

深圳同样如此：如果没有中央政府设立特区、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允许外资进入、推动土地和劳动制度改革，深圳不可能单靠自发交易突破原有计划经济体系。

所以，把现代化简单归功于市场是不完整的，把一切归功于政府同样错误。政府擅长修建跑道，市场擅长发现谁能够起飞。

问题在于，国家能力是一把巨斧。它可以劈开制度障碍，也可以劈向个人权利；可以集中资源修建铁路，也可以为了铁路强制迁移居民；可以规划城市，也可能把不符合规划的人视为需要清除的障碍。

政府效率回答的是“事情能否迅速完成”，公平正义追问的则是“谁有权决定、谁承担代价”。一个工程完成得很快，并不证明它一定正确。

四、自由人的土地，原住民的家园

美国西进运动长期被描述为自由、勇气和个人奋斗的史诗。无数欧洲移民、贫困农民、单身女性和获得自由的黑人向西寻找土地与机会。对许多没有财产的人而言，《宅地法》确实打开了成为土地所有者的大门。

这是真实的一面。但还有另一面。

白人定居者眼中的空地，其实是原住民族世代生活、狩猎、耕种、迁徙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家园。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有一句非常准确的话：对移民和拓荒者而言，西部是空地；对原住民而言，那里是家园。

联邦政府所分配的许多土地，原本是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地或条约保障土地。军队、强制迁移、保留地制度和土地个体化政策，为后来的市场交易清理了产权障碍。1887年的《道斯法》把部落共同土地分割成家庭份地，再把所谓剩余土地开放给非原住民。资料显示，原住民保留地从1887年的约1.38亿英亩，下降到1934年的约4800万英亩，损失约六成半。

从效率角度看，土地从共同使用转为私人产权，更容易抵押、买卖、投资和规模化经营。但产权制度从来不是一张纯技术性的表格。把谁的土地确认给谁，本身就是权力与正义的选择。

如果国家先以强制手段剥夺一个群体的土地，再把土地以“自由交易”的方式交给另一个群体，那么后续市场价格再透明，也不能洗去最初产权设定中的暴力。

市场交换可以是自愿的，但市场的起点未必公正。

五、谁把“家园”命名为“荒野”

北海道开拓与美国西进之间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两者都把原住民族生活的空间重新定义为等待开发的边疆。

在明治政府的地图上，北海道是一片尚未充分利用的土地；在美国拓荒者的想象中，西部是一片等待文明进入的荒野。然而阿伊努人和美洲原住民族并非不存在。他们只是没有按照现代国家和私人产权体系认可的方式存在：土地由共同体使用，而不是登记在个人名下；生产依赖季节性迁徙、渔猎和森林资源，而不是固定农田；边界存在于传统、河流和记忆中，而不是地籍图和产权证上。

现代国家看不见这些关系，便容易宣布这些土地无人所有或利用不足。于是，“开拓”完成了一次语言上的征服：先把家园称为荒地，再把占有称为开发；先把原有生活方式称为落后，再把强制改变称为文明。

这并不是说现代农业、工业、城市和教育没有价值，而是说：一个社会不能因为新的生产方式效率更高，就自动取得消灭旧有生活方式的道德权利。效率可以比较产量，却不能单独裁决尊严。

这场语言上的征服，有一个反讽的例外：城市自己的名字。

“札幌”两个汉字并没有确切含义，它是用汉字记下的阿伊努语声音。词源主要有两说：一说来自 Sat-poro-pet，意为干燥的大河；一说来自 Sari-poro-pet，意为流过大片芦苇湿地的河。一个说干，一个说湿，合起来恰好是这片土地最初的样子——一条大河从山地下来，在平原上反复改道，一边留下可以耕作的冲积地，一边留下水草丰茂的低湿地。

名字比城市古老。今天所有讲“开拓”的人，每天都在用被开拓者的语言称呼这座城市。

六、深圳为什么不同

深圳与北海道、美国西进不能简单并列。

深圳不是一个国家征服原住民族边疆的故事，而是在既有主权范围内，通过制度改革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它的主要动力不是军队驱逐，而是市场机会吸引了全国各地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工程师和企业家。人们不是被押往深圳，而是因为深圳提供了更高工资、更大自由和更多机会，主动来到这里。

所以深圳的拓荒牛，比北海道的开拓碑和美国西部的篷车更接近市场创造的象征。

但深圳也不是纯粹的自发秩序。特区边界由政府划定，政策由政府授权，土地从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基础设施依靠公共投资，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也带有强烈的行政推动色彩。

深圳成功的关键，不是政府退出，而是政府改变了自己的作用：从直接安排生产，逐步转向开放空间、建设基础设施、引入竞争并容许试验。政府仍然强大，却在相当程度上把选择权交还给企业和个人。

深圳奇迹不是“强政府战胜市场”，而是强大的政府一度选择为市场开门。

当然，深圳发展也产生了新的公平问题：户籍人口与外来劳动者之间的公共服务差异，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城中村改造中的业主与租户关系，高房价对年轻人的排斥，以及产业升级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去向。深圳没有美国西进式的原住民战争，却仍然面对现代化的一般难题：高速增长创造的收益，能否足够公平地覆盖那些为城市付出青春、却未必能在城市扎根的人？

七、四本账

面对任何宏大的开发、改革或城市更新，仅仅计算GDP、投资额和就业数量是不够的。至少应当同时打开四本账。

第一本是效率账。项目创造了多少产出？是否降低交易成本？是否提高生产率？有没有更便宜、更温和的替代方案？

第二本是产权账。被开发的土地原本属于谁？产权取得是否经过真实同意？补偿是否公平？交易是不是建立在强制或信息不对称之上？

第三本是分配账。谁获得土地增值、企业利润和公共设施？谁失去工作、住房和生活方式？收益是否集中，成本是否外包给弱者？

第四本是文明账。发展是否尊重人的尊严、文化记忆、社区关系和生态边界？有没有一些东西一旦毁灭，即使支付金钱也无法恢复？

市场通常擅长算第一本账；政府经常关注第一本和部分第三本；而法治、公共参与、新闻自由与公民社会的责任，是迫使决策者把四本账一起打开。

公平不是阻止发展，而是拒绝让没有发言权的人替所有人支付发展成本。

八、怎样才是好的创造性毁灭

我们不能因为创造性毁灭带来痛苦，就拒绝创新。如果为了保护马车夫而禁止汽车，为了保护胶卷而禁止数码相机，社会最终保护的不是人，而是落后的生产方式。

但好的制度必须区分：什么应当被淘汰，什么应当被保护？

应当被淘汰的是过时技术、低效组织、行政垄断与阻碍创新的既得利益；应当被保护的是人的基本权利、合法财产、重新选择的机会，以及不能由金钱完全衡量的文化与共同体。

因此，文明的创造性毁灭应当守住三条底线：可以淘汰职业，但不能抛弃劳动者；可以调整土地用途，但不能跳过产权与同意；可以推动文化交流，却不能以现代化之名消灭弱小民族的语言、信仰和历史记忆。

创造性毁灭的目标，应当是释放人的创造力，而不是把人本身当成可以毁灭的成本。

站在札幌的开拓碑前，我想到深圳那头奋力拔根的牛，也想到美国西部缓慢前行的篷车。它们都在向前。然而历史真正要问的，不只是它们走了多远、走得多快，还要回头看看：道路从谁的土地上穿过？车轮压碎了什么？谁坐在车上走向新世界？又是谁留在道路后面，为别人的现代化支付了成本？

一个社会是否现代，不只看它能否高效地开拓未来，还要看它在向前奔跑时，是否仍然听得见身后人的声音。

一片没有被卖掉的空白——大通公园：一座城市为何把最宝贵的位置留给“无用之用”

走进大通公园，我的第一感觉不是“美”，而是“奇怪”。

这座公园实在太长了。它从电视塔脚下向西延伸，像一条绿色长毯，横卧在城市最繁华、地价最昂贵的中心地带。市政府、办公楼、商场、酒店和金融机构排在两侧，人流、车流与商业活动围绕它展开。

换句话说，它占据的不是城市边缘，而是札幌的主席位置。

更奇怪的是，占据这个主席位置的，既不是宫殿，不是政府大楼，也不是购物中心和摩天大厦，而是花草、树木、喷泉、雕塑、长椅，以及在浅溪中玩水的孩子。

从纯粹的经济计算看，这似乎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一座城市为什么要把最宝贵的位置，留给这种“无用之用”？

一、它不是城市长大以后挤出来的

大通公园的特殊，首先在于它的出生顺序。

一般自然生长的城市，往往先有人口和商业，后有道路与规划。房屋沿着码头、集市、河流和交通节点不断聚集，城市中心很快被商铺、住宅和权力机构占满。等人们发现城市太挤、需要绿地时，中心土地早已被无数产权切割。政府若想拆出一片大型公园，必须支付巨额征收和拆迁成本，还要面对复杂的利益冲突。

札幌却相反。它不是在漫长历史中自然长大的古城，而是明治政府为经营北海道而规划建设的新城。一八六九年，开拓使开始筹建札幌本府。一八七一年，城市中心形成了一条宽阔的火防线，用来阻止木结构城区发生火灾时火势蔓延，同时把北面的官厅区与南面的住宅、商业区分开。这条防火隔离带，后来先后被用作花草园、博览会场、运动场、集会空间，逐渐演化为今天的大通公园。

所以，大通公园并不是在城市成熟后勉强寻找的一块绿地，而是城市尚未生长时预先留下的一片空白。

一般城市是在生长中寻找秩序；札幌则是先建立秩序，再邀请城市进入其中生长。

二、公园至今仍是一条“道路”

大通公园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从法律和城市规划意义上说，它长期属于道路用地。也就是说，它本来就是一条极其宽阔的“大通”，公园仿佛只是暂时居住在道路上的公共生活。

这倒非常符合城市的本质。道路的功能是让人经过，公园的功能则是让人停留；道路追求速度，公园允许缓慢；道路连接目的地，公园本身就是目的地。大通公园把这两种看似相反的功能结合在一起：它既是贯穿城市的轴线，又是让城市暂停奔跑的地方。

现代城市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一切空间都理解为交通工具或经济工具。道路用于通车，土地用于建楼，商场用于消费，写字楼用于生产，住宅用于居住。每一平方米都有明确用途，每一分钟都必须产生效率。

但人不是永不停息的生产机器。一座只有“有用空间”的城市，最终会变成一座无法生活的城市。

三、市场为什么不会自动产生大通公园

从市场角度看，札幌中心这片土地具有极高的机会成本。如果改建为写字楼、酒店、公寓和商业中心，可以创造巨额租金、税收和资本收益。

市场通常会把土地交给支付能力最高的人，也会把城市中心推向经济回报最高的用途。于是店铺取代草地，写字楼取代树林，停车场取代儿童游戏空间。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可能被资本化，每一种活动都要求能够收费。

这正是市场的力量，也是市场的局限。

市场善于发现价格，却不善于保护没有价格的价值。它知道一栋写字楼一年可以收多少租金，却很难计算一位老人每天在树下散步的价值；可以计算商场的营业额，却无法计算孩子在浅溪中玩水留下的童年记忆。清新的空气没有门票，树荫不出具发票，陌生人的相遇不计入GDP，天际线中的一片开阔也没有清晰的产权收益。但正是这些无价之物，构成了一座城市最深的生活质量。

市场擅长把城市变得更贵，公共制度则必须使城市仍然值得生活。

大通公园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在土地尚未被完全资本化以前，政府为未来保留了一种公共选择权。它没有预先知道一百年后的札幌人会怎样使用这片空间，却拒绝把未来的所有可能性一次性卖给当时的最高出价者。

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制度节制。

四、“无用”为什么反而最有用

庄子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一棵树若木材优良，可能很快被砍去做家具；一棵看似无用的大树，却可以因为无人砍伐而长成参天巨木，为世人遮阴。

大通公园也是如此。它没有被某一种经济用途永久占有，所以能够不断承载新的公共用途。春天赏花，夏天有啤酒节和庆典，秋天散步观叶，冬天成为冰雪节的舞台。平日里，它是上班族午休的地方，是老人晒太阳的地方，是孩子玩水的地方，也是游客理解札幌的起点。

它看似没有单一用途，却因此拥有最多用途。

商业建筑通常只服务于一种主要功能，一旦产业衰落，建筑便可能失去价值。公共空间却具有开放性：它不预先规定谁必须来、来做什么，也不要求每个人以消费者身份进入。

在商场里，你首先是顾客；在公司里，你首先是雇员；在政府机关里，你首先是被管理者；在公园里，你首先只是一个人。

公共空间最重要的价值，是让人暂时摆脱身份、价格与等级，重新以人的身份相遇。

五、城市的C位，究竟属于谁

中国传统城市的C位，往往留给皇宫和衙门。权力占据中央，百姓分布四周。城市空间向所有人宣告：谁是主人，谁应当仰望谁。

现代商业城市的主席位置，则常常被金融中心、购物中心和摩天大厦占据。资本取代皇权成为新的中心。城市空间向人们宣告：谁拥有更高的购买力，谁就能占据更好的位置。

札幌当然也有政府，也有商业和资本。但大通公园最意味深长的地方在于：市政府、办公楼、酒店、商店和电视塔都排列在它的两边，真正位于中央的，却是一片人人可以进入的公共空间。

一个孩子不需要买门票，也不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就可以在城市中心玩水；一位老人无需消费，便可以坐在树下度过下午；陌生人可以在这里相遇，却不必先建立商业关系。

这就是大通公园的政治哲学：城市最中央、最昂贵的位置，不完全属于权力，也不完全属于资本，而属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六、公共空间是城市的共同产业

经济学通常把公园称为公共品。但这个词还不足以说明大通公园的全部价值。它不仅提供绿化、休憩和防灾功能，也创造了一种共同生活。

现代社会的人们越来越被分割在私人空间里：住宅属于家庭，公司属于雇主，商场属于经营者，网络则由算法为每个人制造不同的信息世界。人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未必共同生活。

公园、广场、图书馆和步行街的意义，在于提供一块非排他的共同空间。在这里，富人与穷人、老人和孩子、本地人与游客，可以看见彼此的存在。他们未必交谈，却共享同一片树荫、同一种天气和同一座城市。

共同体并不只由共同信念形成，也由共同空间培育。如果一座城市没有人人可以进入、可以停留而不必消费的地方，市民就会逐渐退化为彼此隔绝的消费者。人们拥有私人住宅，却失去公共生活；住在同一座城，却不再形成“我们”。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通公园不是城市发展以后剩下的一块空地，而是生产城市共同体的基础设施。工厂生产商品，学校生产知识，公园则生产相遇、记忆与共同生活。它同样是一种生产，只是产品无法装箱，也很难标价。

七、规划的智慧，需要时间检验

当然，不能把一切都归功于规划者的先知先觉。

大通最初并不是按今天的城市公园设计的。它首先是一条防火线，也曾被用作花草园、练兵和博览活动空间。它的公共性和美感，是在一百多年的使用、调整和市民参与中逐渐形成的。

规划者留下的是空白，时间赋予它内容，市民则使它获得生命。

这给城市治理一个重要启示：好的规划不应预先控制未来的每一个细节，而应当为未来保留可能性。过度规划试图决定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最终可能把城市变成一台僵硬的机器；完全没有规划，则可能让短期商业利益耗尽公共空间。真正成熟的规划，是确定边界而不垄断内容。

制度最宝贵的远见，不是预知未来，而是不把未来提前卖掉。

八、公园是城市的安息日

一座贫穷城市，常常觉得每寸土地都必须立刻创造收入；一座急于发展的城市，也容易把公园视为尚未开发的土地储备。

然而真正成熟的城市会明白：并非所有土地都应追求直接收益，也并非所有效率都值得最大化。文明不仅表现在一座城市能建多高的楼、创造多少GDP，也表现在它有能力克制自己，不把所有空间都变成商品。这种克制不是反市场，而是为市场划定边界；不是拒绝发展，而是让发展服务于人的完整生活。

安息日本身就是一种“无用之用”。从纯粹生产角度看，人应当每天工作，土地应当年年耕种，机器应当永不停转。但上帝设立安息，使人知道自己不是奴隶，世界也不是只为生产而存在。

公园正像城市的安息日。它让土地停止盈利，让道路允许停留，让人暂时退出生产与消费，重新看见天空、花草、孩子和身边的人。

一个没有公园的城市，像一个没有安息日的人：或许很忙，甚至很富，却渐渐忘记生活究竟为了什么。

离开大通公园时，回头望去，电视塔依然高耸，商业大楼依然繁忙，车辆继续从两侧驶过。但真正让我记住札幌的，不是最高的建筑，也不是最昂贵的商店，而是城市中央这条漫长的空白。

花草没有营业额，树荫不创造税收，孩子的笑声也无法写进资产负债表。然而倘若一座城市失去这些，它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可能只是一部庞大而疲惫的赚钱机器。

大通公园占据札幌的主席位置，却没有让某个权力者坐在那里。它把这个位置留给市民，留给四季，留给相遇，留给安息，也留给尚未出生的人。

一座城市最高级的文明，是不把最好的位置全部交给“有用”，而为人的生活留下“无用之用”。

玫瑰园里的年轻女子——从传统臣民到现代公民，日本是怎么走过来的

在大通公园西端的玫瑰园里，站着一位年轻女子。她不是女神，不是皇后，也不是某位功勋人物。她穿着牛仔裤，两手叉腰，双脚一前一后，身体舒展，神情平静。她没有向谁行礼，也没有等待谁的命令。她只是坦然地站在城市的公共空间里。雕塑家佐藤忠良把作品命名为《年轻女子》。

然而站在她面前，我想到的不只是一个年轻女性，而是日本近代史上最深刻的变化：一个普通人，究竟经过怎样的历史，才终于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两脚站立在国家面前？

从幕府时代的身份秩序，到明治国家的天皇臣民，再到战后宪法下的现代公民，日本用了近一个世纪。而且这并不是一条笔直的进步道路：日本先从封建身份中解放出来，却又被纳入强大的国家机器；先成为统一国家的国民，随后被动员为军国主义的臣民；最后在战争失败、外部占领与内部反省的共同作用下，才完成从天皇主权到国民主权的制度转型。

幕府时代塑造身份之人，明治国家塑造忠诚之人，战后宪法才开始塑造权利之人。

一、人首先属于身份，不属于自己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并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统一公民。

德川幕府建立的是一种等级分明、空间分割的封建秩序。武士、农民、工匠、商人各有身份，各藩拥有自己的治理结构，普通人的职业、居住、婚姻和社会流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一个人首先属于家庭、村落、身份等级和封建领主，然后才属于一个抽象的“日本”。

这套秩序并非只有压迫，也包含稳定、互惠、地方自治和道德责任。村落共同体能够组织灌溉、救济和公共事务，商业城市也形成了信用与行会秩序。

但它的基本逻辑仍然是：你是谁，取决于你出生在哪里、属于哪个身份，而不是因为你作为一个人，天然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臣民的价值来自他在秩序中的位置；公民的尊严则先于位置而存在。臣民等待权力赋予身份，公民则承认政府的权力来自共同体授权。

二、明治维新：先把人变成“国民”

一八六八年以后，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取消封建身份制度、建立户籍、征收统一地税、实行义务教育和国民征兵，把原来分散在各藩、各身份中的人口，重新组织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成员。

这是日本现代化最基础也最伟大的一步。

现代国家需要的不只是土地，还需要能够被识别、教育、征税、征兵和动员的国民。于是学校教孩子使用统一语言，军队把不同地区的青年编入同一组织，铁路与邮政连接全国，报纸创造共同的信息空间，企业与市场把地方人口纳入全国经济。

从制度经济学看，明治国家大幅降低了日本社会的内部交易成本。过去各藩拥有不同的规则、身份与行政边界；现在统一的法律、货币、教育、交通和行政体系，使人员、商品与知识可以更大范围流动。一个农民的儿子开始有可能受教育、参军、经商甚至进入官僚体系。

然而明治维新虽然把日本人从封建身份中解放出来，却没有立即把他们变成拥有主权的现代公民。它首先把他们变成了国家的国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天皇的臣民。

三、有权利的臣民，还不是主权公民

一八八九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

这部宪法建立了议会、内阁、法院等现代国家机构，也列举了言论、出版、集会、宗教和财产等臣民权利。与过去的封建秩序相比，这是重大进步。

但它的出发点并不是人民授权政府，而是天皇授予臣民宪法。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第四条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

这意味着国家主权不属于国民，而属于天皇。议会参与政治，却不是主权的来源；臣民拥有若干权利，但这些权利是国家法律范围内的权利，并非可以用来对抗国家的先在权利。

这是一种非常有日本特色的近代化结构：现代国家制度被建立起来了，传统神圣权威却被安置在国家顶端；西方宪政的形式被引入，主权在民的根基却没有被完全接受。

于是日本人获得了双重身份：在市场中，他们越来越像自由经营、自由流动的现代个人；在政治上，他们仍然是向天皇效忠的国家臣民。

明治维新打破了封建身份，却没有彻底建立个人权利；它解放了人的生产力，同时把人更有效地组织进国家机器。这正是明治现代化的伟大与危险。

四、教育塑造了国民，也塑造了服从

日本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迅速建立全国教育体系。学校不仅传授读写、算术、科学和现代知识，也塑造共同语言、时间纪律、公共卫生、团队合作和国家认同。

钟楼教人守时，学校教人守纪，军队教人服从，公司教人协作。传统社会中分散的个人，被训练成现代组织所需要的成员。

但教育从来不是中性的。

一八九〇年颁布的《教育敕语》，把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夫妻和睦等传统伦理，与忠君爱国、为国家奉献连接起来。家庭伦理最终被导向国家伦理，个人美德被纳入天皇国家的忠诚体系。

这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道德动员：在平时，人民勤劳、守纪、节俭、合作；在战争中，同样的美德可以转化为服从、牺牲和集体狂热。

日本近代教育最成功之处，是把分散人口塑造成纪律严明的国民；它最危险之处，则是没有充分教导国民：当国家命令违背正义时，个人有权也有责任说“不”。

没有良心自由的纪律，很容易从社会美德变成国家暴力的工具。

五、臣民开始要求成为公民

然而日本社会并非只是被动接受国家塑造。

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时期的政党政治、报刊发展、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地方社会组织，都在推动另一种现代化：不是国家自上而下塑造国民，而是人民自下而上要求权利。

一九二五年，日本通过普通选举法，取消男性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一九二八年举行了第一次成年男性普选。越来越多普通男性从被统治者转变为选民。

但同样在一九二五年，日本政府也制定了《治安维持法》，压制被认为试图改变“国体”或挑战私有财产制度的政治活动。

这两件事在同一年发生，极具象征意义：一只手把选票交给人民，另一只手仍然紧握控制思想的权力。

日本走到公民社会门口，却没有完全跨进去。政党政治发展了，但军部拥有特殊权力；议会存在，但天皇统帅权可以被用来逃避文官控制；新闻与公共讨论一度繁荣，却始终受到“国体”不可质疑的根本限制。

选举并不自动创造公民。有选票的人可能仍是臣民；真正的公民，还必须拥有不可被国家随意取消的权利，以及约束权力的宪政制度。

六、现代组织如何把臣民变成战争资源

三十年代以后，日本的政党政治逐渐衰落，军部扩张，社会被纳入总体战体制。学校、媒体、企业、邻里组织、宗教团体和家庭，都被动员起来服务战争。个人不再首先是拥有独立良知和权利的人，而是天皇国家的“赤子”，是战争机器中的一部分。

这不是传统封建社会的简单复活，而是现代国家能力与传统臣民伦理的结合。

封建领主只能控制一个藩；现代国家却可以通过铁路、广播、学校、户籍、征兵和工业体系，动员整个民族。

所以，军国主义并不是现代化的反面，也可能是某种失去宪政约束的现代化结果。一个国家可以拥有最先进的工业、最严密的组织和最有纪律的人民，却仍然没有自由公民。甚至恰恰因为它拥有现代技术和组织能力，国家暴力才会达到传统专制无法企及的规模。

当现代国家能力遇上臣民人格，效率越高，危险可能越大。

日本人被教育为勇敢、忠诚、守纪、愿意牺牲的人；但当国家选择错误道路时，这些美德没有足够强大的良心与制度加以校正。最终，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也把自己的城市和人民带入废墟。

七、一九四五年：臣民国家在战败中破产

一九四五年的战败，不只是军事失败，也是整套国家叙事的崩溃。

天皇神圣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军国主义失去合法性，国家要求个人无限牺牲的伦理也受到根本质疑。日本人突然发现：那个宣称代表最高道德、要求人民绝对忠诚的国家，竟然可能作出灾难性的错误。

这成为日本从臣民走向公民的真正断裂点。

必须承认，这一转型不是日本单靠内部力量完成的。盟军占领，特别是麦克阿瑟领导的占领当局，在解除军国主义、推动宪法改革、土地改革、教育改革、妇女参政和劳动权利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外部力量拆除了旧制度的屋顶。但新制度能否站立，仍然取决于日本社会能否承接。日本的政党、官僚、知识界、妇女团体、工会、地方社会和普通选民，也参与了战后秩序的形成。

因此，战后民主既不是日本完全自主生长的果实，也不是美国简单移植的盆景。

八、一九四七年宪法：人民第一次站到国家之上

一九四七年施行的《日本国宪法》，完成了日本政治原则的根本转换。

明治宪法的根基是天皇统治；战后宪法的根基则是国民主权。天皇被保留下来，但成为国家与国民统一的象征，不再拥有统治权。

更重要的是，基本人权不再被理解为国家授予臣民的有限恩惠，而被确认为不可侵犯的权利。言论、信仰、结社、人身、财产、劳动、教育以及男女平等等权利得到宪法保障；国家存在的正当性，不再是维护神圣国体，而是保护人的尊严与自由。

这不是简单更换了几个法律词汇。从臣民到国民，真正改变的是国家与人的次序：过去，是人属于国家；现在，是国家服务于人。过去，人民的权利来自君主；现在，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过去，忠诚是政治生活的最高美德；现在，权利、责任、参与和监督开始成为公民生活的基础。

臣民仰望国家，公民则共同建立国家，并要求国家接受法律的审判。

九、女性站起来，是公民社会真正的尺度

从臣民到公民，最能说明问题的，不是统治者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普通女性的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

传统家制度中，女性在法律和社会关系上长期从属于男性家长。明治国家需要女性成为贤妻良母，负责生育、养育和维持家庭伦理，却不把她们视为完整的政治主体。

女人可以为国家培养士兵，却不能决定国家是否发动战争。

战后，女性获得选举权。1964年，日本女性第一次参加全国大选，并有女性当选国会议员。新宪法确立男女平等，战后民法改革也削弱了家父长制的法律基础。女性从家庭秩序中的服从者，开始成为拥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公民。

因此玫瑰园里的《年轻女子》并不只是一尊审美意义上的人体雕塑。她穿着牛仔裤，两手叉腰，身体属于自己；她没有被塑造成母亲、妻子、女神或国家寓言，只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占据公共空间。这在传统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

一个社会是否真正进入公民时代，不只看伟人能否自由演讲，更要看一个没有头衔的普通女人，能否自由、平等、有尊严地站立。

十、制度建立了公民，生活训练了公民

当然，一部宪法不能在一夜之间消除千年的臣民习惯。

战后日本的公民人格，是在长期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地方选举让居民参与公共决策；社区自治组织培养共同责任；工会使劳动者学习谈判；新闻媒体监督权力；司法制度提供申诉渠道；学校教育开始强调和平、权利与民主；市场经济则扩大了个人选择的空间。

更细微的训练发生在日常秩序中。排队，是承认别人拥有与我相同的位置；守时，是尊重别人的生命时间；公共空间保持清洁，是承认共同之物需要共同维护；在规则面前自我约束，则意味着自由不是任性，而是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能力。

过去，人们守规则，因为上面有人命令；现代公民守规则，则应当因为这规则经过公共授权，并且同样约束每一个人。二者外表可能相似，精神却完全不同。

臣民的服从是垂直的，公民的自律是水平的。

十一、日本真的完全走出臣民社会了吗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制度上的国民主权，并不保证每个人都拥有强烈的主权者意识。日本社会至今仍保留明显的等级文化、组织服从、官僚依赖与集体压力。人们可能非常遵守公共规则，却不习惯公开挑战权威；可能拥有完整的选举权，却对政治参与冷淡；可能尊重程序，却倾向于把重要决定交给官僚和专业组织。

战后企业社会还形成了另一种“公司臣民”：个人以长期忠诚换取组织保障，企业成为收入、身份、福利和人际关系的共同来源。

所以，日本已经在宪法上完成了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却未必在文化心理上完全完成。

但这也不是日本独有的问题。所有现代国家都会产生新的臣民化力量：官僚体系要求服从，民族主义要求一致，企业组织要求忠诚，数字平台利用算法塑造行为，民粹政治则诱使公民把自己的判断交给强人。

公民社会不是一旦获得便永不失去的成果。宪法可以宣布人民是主人，但只有人民持续承担主人的责任，国民主权才不至于成为纸上的王冠。

十二、从跪着的人到站立的人

回到玫瑰园。年轻女子仍然站在那里。

她背后是旧札幌控诉院，曾经代表国家权威和司法秩序；她面前是开放的公园，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空间。她既不跪在法院前，也不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上。她与普通人保持相同高度，两脚稳稳落地。

这就是现代公民最重要的姿态。他不是国家的敌人，也不是国家的奴仆；他既愿意遵守共同规则，也保留判断规则是否正义的良心；他享有权利，也愿意承担公共责任；他能够独立站立，又愿意与别人共同治理。

日本走过来的道路告诉我们：从封建身份到现代国家，并不等于从臣民到公民；从贫穷到富裕，也不等于从服从到自由；有宪法、有议会、有选举，仍然不保证公民人格自然形成。

真正的现代化，最终必须落实到人的身上。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最高成就，不是把臣民组织得更加高效，而是让普通人能够在权力面前站立，在公共生活中发言，在上帝与法律面前承担自己的责任。

玫瑰园里的年轻女子没有名字。这恰恰是她最重要的意义——她不是某一个特殊人物，而可以是任何一个普通人。

国家可以强大，组织可以严密，城市可以繁荣；但所有现代化最终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它是否让一个普通人活得更自由、更有尊严，也更有能力与他人共同成为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