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老到自由

——国家、现实与心灵的三次出埃及

作者：赵晓

编者按：本文以日本现代化进程为切入点，剖析基督教在日本文明转型中的隐性影响。作者提出“三次出埃及”的自由观：从摆脱外在强权的政治自由，到拥有真实选择能力的实质自由，最终抵达心灵脱离罪性辖制、顺服基督的属灵自由。强调真正的自由并非自我做主，而是归向真理之主，从而获得爱真理、行正义的终极释放。

引言：日本现代化的启示与疑问

本篇信息要从我暑假的一次旅行讲起。我曾4次去日本，这一次是从东京一路走到了北海道。一边走一边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中国人很喜欢日本？到了日本大家通常会莫名其妙、不知不觉地喜欢上那里——街道干净、交通便利、商品丰富、服务细致、秩序井然，吃什么、做什么工作，都拥有相当大的空间。在日本，大学毕业之后就业率几乎是100%，这些都是极大的吸引力。日本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到了84岁，长期位居世界前列，百岁老人近10万。近年来，日本已经成为中国人移居海外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截止2025年，持中国国籍在日本居住的人超过93万，是日本最大的外国籍群体。日本不只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它代表着一种理想，甚至是一种期待——东亚国家如何进入现代文明，这对于中国来说，启发是极大的。

中日两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也都曾经闭关锁国，都面对过西方列强，可是日本比中国更早完成工业化，更早建立现代国家。二战战败以后又建立了宪政、市场经济以及个人权利体系，于是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就很自然地产生一个想法：中国的文明转型也许并不需要基督教，日本没有成为基督教国家不也现代化了吗？我们只要学日本就行了。这个问题值得认真面对，本文就从日本出发和大家一起追问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文明是否等于自由？一个人究竟什么时候才算真正的自由？

这看起来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往下看，它是一个经济问题，再往下看，是社会和文化的问题。可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最终一定是关于人的心爱什么？敬拜什么？由谁做主的灵魂层面的问题。所以，最后它是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的问题。

保罗给“爱”下了一个很奇特的定义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哥林多前书》13：6）“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8：36）脱离了法老是不是就自由了呢？脱离了法老是不是就彻底走出了埃及呢？不一定。 从法老到自由，不是一次出埃及就够了，至少需要三次。

一、被忽视的线索

——基督教对日本文明的影响力

这次去北海道，我看了札幌的钟楼、北海道大学，也到了小樽函馆等城市。一路上有一个发现让我很意外，就是今天的日本基督徒的确很少，但是基督教对日本现代文明的影响却比基督徒的人数大得多，这和许多中国人对日本的主流认知大相径庭。我们谈日本现代化，想到的是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的是铁路、工厂、宪政、富国强兵；或者是战后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改造、市场经济、企业管理等；再不然就归结为日本人的民族性：认真、守规矩、重信用、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日本现代文明还有一条很重要却容易被忽略的线索。这条线索不是最粗的，却是很长的；不是人数最多的，却常常出现在关键节点上。这条线索的核心是基督教，对日本产生了长远深厚的影响。

人数是一种统计，但是影响力杠杆却是另一种统计。如果只问日本有多少基督徒，从福音化的角度看确实很少。但如果换一个问题，日本基督化的影响，如谁在日本办学校？谁在塑造日本近现代教育理念？谁在谈人的尊严、良心、自由、责任？谁在推动女子教育、慈善和公共服务？谁在国家主义高涨的时候还敢说国家之上还有上帝这个更高的真理？那么，你会发现基督教的身影不断出现，它不像一棵占满森林的大树，更像根——平时看不见，但枝叶为什么能够长出来？就需要往地下看，这就是根的影响力杠杆的作用。

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南有“同志社”，北有“农学校”，这都是基督化的教育。它们如同两盏明灯照亮了日本现代教育的一条道路。知识必须与人格相连，自由必须与责任相连，这就是基督教教育的特别之处。

先看日本南方。1875年，新岛襄在京都创办同志社，也就是今天同志社大学的前身。他在幕府末期冒险偷渡出国，在美国接受了现代教育，也接受了基督信仰。回到日本以后，他最关心的不只是把西方知识搬回来。他看到一个更深的问题：一个现代国家需要的不只是机器和技术，不只是会考试、会做官、会做生意——螺丝钉式的工具人，它还需要有良心的人。他要培养的是能够“以手腕运用良心”的人。良心不能只停留在心里觉得“这事好像不对”，还要有知识、判断、勇气和能力把它活出来。没有能力的良心，往往只是叹息；没有良心的能力，可能成为灾难。自由不只是知道什么是对的，还包括有能力照着活出来。 

再看日本北方。1876年，美国教育家克拉克来到北海道，参与创办札幌农学校，也就是北海道大学的源头。明治政府请他来教农业和现代科学，可是他带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圣经》、人格教育和一种基督教式的（特别是清教徒式的）使命感。今天很多人到北海道大学，会看到他那句名言：Boys, be ambitious！意思是：少年们，要胸怀大志。这句话很容易被理解成“要成功、要出人头地”，类似于中国人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自己厉害、自己要做大事，但这是人文主义的。放回克拉克的信仰背景，它的意思更接近：“我的生命应当为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使命而活。” 孔子把它叫做“天命”。但什么叫“天命”？比较模糊，不太清楚。清教徒则对此很清楚，就是神的呼召和使命。野心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要比别人更大；志向是以使命为中心：我愿为比自己更大的真理和托付而活。克拉克讲的是后面的意思。他还说过另一句同样重要的话，当时的明治政府为学校拟了一套极其繁琐的学生禁令，克拉克拒绝采用，据说只回了一句：“Be gentlemen！”意思是成为绅士。他要学生不是因外在命令而服从，而是向自己的良心和全能的神负责。这也是清教徒式的行为规范，即一个人因对神负责，进而成为一个对人负责的人。

临走前，他亲手起草了一份《信耶稣者的圣约》。如同《五月花号圣约》，我称之为日本个人版的独立宣言，意思是个人从法老的权力中独立出来面向上帝，自己是自由的、独立的，同时也因此是要负责任的。1877年3月5日，札幌农学校第一期全体16名学生都在圣约上签了名。克拉克离开以后，第二期学生随后也全部签了名。第二期签约的学生里，涌现了一批奠定近代日本根基的人物，如重塑日本精神骨骼的内村鉴三和新渡户稻造，日本现代植物学的奠基人宫部金吾，还有被称为日本“港湾工程之父”的广井勇。其中宫部金吾作为整个日本现代植物学的奠基人，他去美国读了哈佛大学，然后又回到日本，在北海道大学也就是当时的札幌农学校创办了一个植物园，除了有植物园的作用，还可以做研究，这个植物园在今天仍然是札幌的名片。

克拉克在日本只待了八个月，可是他离开以后，《信耶稣者的圣约》留下了。这次我在札幌钟楼博物馆，亲眼看见了这份《圣约》的复制件和下面一行行青年人的签名。教育家离开了，但是他的教育还在，他的影响还在。信仰不是靠在场维持的，而是靠契约传递的。札幌的钟楼把现代时间带进北海道，《圣约》则试图把信仰、良心与责任带进日本人的生命。第二批学生，他们入学时克拉克已经离开了，并不是他亲自教过的学生，却承接了他留下的信仰传统。

日本小樽的防海浪堤坝是广井勇修建的，他用火山的熔岩浇筑，打造能够防百年的海浪的堤坝，到今天还在使用。广井勇把土木工程看作造福苍生的“圣职”，极度厌恶工程腐败和敷衍塞责，以近乎苛刻的清廉和质量要求，活出了克拉克“向自己的良心和全能的神负责”的教导。一个教师已经离开，教育仍在发生；一个人的声音已经远去，真理仍然在呼召后来者，这才是教育真正的力量。新渡户稻造后来成为日本著名教育家、外交家，担任过国际联盟副秘书长。内村鉴三则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基督教在日本没有成为多数人的宗教，可是它进入了学校、进入了精英群体、进入了教育、思想、外交、农业、社会服务和公共生活。一个人数很少的信仰群体，但是对日本形成了很重大的影响，也因此形成了一条很长的文明杠杆。为什么？因为文明从来不是按人口平均扩散的。一个教师可以影响几代学生，一个校长可以塑造一所学校，一个思想家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甚至改变一个国家。

衡量基督教对日本的影响，不能只数算星期天有多少人坐在教堂里，还要看它有没有进入一个文明理解“人”的方式：人的尊严从哪里来？人的良心能不能被国家征用？教育是为了培养有用的人，还是正直的人？国家是不是最高的善。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对日本的影响不只是战后麦克阿瑟的改造，其实它有着一种类似于根的、杠杆性的、精英性的重大影响，这是不能忽略的。在日本近代化走向国家主义，后来走向军国主义，包括发动侵华战争等等进程当中，这种影响之下的一批人做出了非常棒的见证。

这里特别讲一下内村鉴三，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即“两个J”：Jesus and Japan。他爱耶稣，也爱日本。可是问题来了：如果 Jesus 和 Japan 发生冲突，怎么办？1891年，内村在第一高等中学校任教，在围绕《教育敕语》的国家礼仪中，他没有按照社会期待的方式作最深的敬礼，这就是著名的“不敬事件”，他被认为对天皇不敬，对日本国家不敬。为此他遭到猛烈攻击，最终被迫离开教职。为什么？因为他爱日本，但他不能把日本当成上帝，他也不能把对神的敬拜应用在对人的身上，哪怕是作为国家代表的天皇也不行。他的思想因此影响了一批日本知识分子。在日本军国主义高涨的时候，他的学生矢内原忠雄公开批判战争，1937年被迫离开东京帝国大学。而战争结束以后，矢内原忠雄又被请了回去。同属这一传统的内村鉴三的另一个弟子南原繁，与矢内原忠雄先后担任了东京大学校长。他们成为日本战后教育重建的脊梁。

我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日本的基督徒虽然很少，却给日本留下了一件极其宝贵的东西——良心。用一句话说，就是在国家之上还有真理。国家很重要，民族很重要，爱国也很重要，但国家不是上帝。当国家要求一个人把只有上帝配得的终极忠诚交给它的时候，基督徒必须知道界线在哪里，不可逾越这条界线。

二、第一次出埃及

——法老不能做主

于是，我开始进一步思考：自由究竟是什么？《约翰福音》8章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本文我们讲三种自由，或者说我们需要三次出埃及，才能得到这三种自由。

第一种自由，我们可以称作国家层面的自由。简单的说，就是我可以说“不”，我不喜欢做的事，你不能强迫我做。《圣经》中最伟大的自由故事之一就是《出埃及记》，脱离法老的奴役。以色列人在埃及有没有工作？有的。有没有饭吃？有的。有没有房住，也有的。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他们不是自由人。法老说：你必须做砖，你必须服劳役，你必须按我的命令生活，甚至你的孩子能不能活下来，也由我决。所以，法老最大的问题不是脾气不好，也不只是暴政，而是一个有限的人要求无限的权力，一个受造者竟然要坐到神的位置上。它本质就是偶像崇拜的问题。

所以，从《圣经》角度看，政治暴政最终不仅是政治问题，更是属灵问题。国家可以拥有权力，但国家不能成为上帝。政府可以治理社会，但政府不能拥有人的灵魂。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圣经》一方面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罗马书》13：1）所以，基督徒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是尊重政府的权柄的。但是另一方面使徒面对掌权者却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29）当人和神发生对立矛盾、不一致的时候，人要顺从神。这两句话并不矛盾，政府有真实的权柄，但是没有终极的权柄，它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基督徒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基督徒也不是国家主义者，不能把政府当作神，不能把国家当成神。

近代自由主义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强调这种可以对权力说“不”的自由，以赛亚·伯林把它概括为 negative liberty——消极自由。“消极”不是说这种自由不好，它的意思是：在我的正当领域里，别人不能随意干涉、强迫我。古典自由主义也比较接近于这种消极自由——政府作为守夜人，只是拥有最少的为公共维护之需的权力，剩下的都是个人的自由，所以，政府不能够侵犯个人自由；个人也并不因此可以为所欲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在我正当的领域里，别人不能随意干涉、强迫我。最简单的表达就是：我可以不做。国家说：“你必须这样相信。”我可以说“不”——我有信仰自由。国家说：“你必须称这个谎言为真理。”我可以说“不”——不可以做假见证。国家说：“你必须把只有上帝配得的忠诚给我。”我可以说“不”——我首先要顺从真理，顺从神的诫命。

英国的老皮特讲到私有权利时说，即使是穷人的茅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同样，我的心灵王国也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也正是马丁·路德在沃尔姆斯所彰显的“良心自由”。任何人、任何权利都不能在我的心灵王国里做王，连我自己都不可以，只有神能坐在王座上。

从这个角度看，日本战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法老从国家层面退下去了。军国主义失败，国家神道教的政治地位被打破，天皇不再被国家制度当作神圣对象要求臣民献上终极忠诚。日本由此从臣民文化进入到公民文化，宪政建立起来，国家权力受到限制。这是非常宝贵的，这也是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非常向往的。基督徒决不应该轻看制度层面的创新与自由突破，这种自由代表着现代文明转型的关键。有了这个，许多人就会觉得已经成功转型进入现代文明国家了。

有些基督徒一讲属灵自由，就觉得政治自由不重要，这是不合适的。如果一个人可以因为信仰被随意抓捕，因为良心被剥夺工作，因为一句真话就失去一切，这些都是真实的不义。而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哥林多前书》13：6），面对不义，你要站出来说话，否则你就是一个没有爱的人。所以，我们应当珍惜这种制度性的国家层面的自由，也应当为掌权者祷告，使他们知道自己的界线。一个好的政府必须知道：我不是上帝。

可是问题又来了，现代文明有了，就等于人自由了吗？到此就结束了吗？日本战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法老从国家层面退下去了，但不是消失了。为什么？因为法老会搬家，甚至会隐身。他可以从王宫搬进公司，从国家搬进学校，从政治搬进家庭、搬进社会，从法律隐身到文化里，最后干脆躲进人们的心里。

在日本，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日本已经是一个现代自由社会，可是一个日本人仍然可能活得非常不自由。法律没有规定你必须加班到深夜，但公司文化会问你：别人都没走，你敢走吗？法律没有规定你不能与众不同，但群体压力会问你：大家都这样，你为什么不一样？法律允许你说“不”，可是羞耻感、组织压力、别人的眼光，可能让你根本不敢说“不”。一句“不给别人添麻烦”，就足以让你寸步难行。“不给别人添麻烦”并不是不好，这是日本的道德教育，但是每个人都这样，你也不敢寻求别人的帮助，如此你又怎么去爱别人？互相帮助在圣约共同体里是很自然的，我们既不是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也不是个人主义，我们乃是彼此相爱，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身子。所以，不能把“不给别人添麻烦”变成第一级的道德，第一级的道德应该是彼此相爱。

市场给了你无数选择，却也可能把你训练成欲望的消费者。例如，色情产业告诉你：“你可以做AV女优，这是自由选择，你可以自己签名，自己决定自己的身体。”消费主义告诉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看起来，法老从国家的王座上下来了，却进入了社会、组织，特别是公司、文化，甚至人的内心。大家都这么做，并不是国家层面的法老让你这么做。

法老只是从国家层面的王座上下去了，却隐身在社会、公司、组织、文化，甚至每个人的内心里。祭坛变了，祭品还在，祭品还是人。仅有宪政法治层面的现代文明转型还不够，为了挣脱内心与文化的无形网罗与追求自由，人还需要第二次出埃及。

三、第二次出埃及

——我真的能够自己选择吗？

如果说第一种自由是“免于强制”，第二种自由就是“拥有能力”；第一种自由是：脱离法老，可以说“不”；第二种自由是：我脱离险恶，有能力说“不”。法律不拦阻我，只说明门没有锁，但是现实环境中，我究竟有没有力量走出去？所以这两种自由不完全一样，法律说你可以说“不”，但并不意味着现实中你真的能够做到，因为现实环境可能很险恶，让你没有能力说“不”。

举一个比较尖锐的例子：

日本成人的色情产业非常发达，假设一个AV女优签了一份合同，有人说：“这是她自己签的，她成年了，没有人拿枪逼她，是她自愿的。”问题是不是就结束了？没有。我们还应该继续问：她为什么签？她有没有债务，有没有家庭的困境，有没有被欺骗，有没有被经济体系操纵？等等。更加重要的是她有没有一个真实可行的不签的选择？如果一个人的选择是：A很坏、 B是更坏、C是活不下去，最后她不愿意选C活不下去，也不愿意选B更坏，所以才选择了A很坏。我们能不能说“看，她是自由的，因为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不能。自愿，不自动等于自由。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选择的学问，指在稀缺的资源下如何做最优选择。一般来说，一个人的选择集合越大，处境就越好。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进一步提出：发展不能只看一个国家有多少钱，GDP有多高，也不能只看法律上给了多少权利，还要问：人实际上有没有能力过一种他有理由珍视的生活？（就是他有没有能力过体面的、正当的生活？）这就是他所强调的 capability——能力，以及 substantive freedom——实质自由。他专门写过一本书《以自由看待发展》。这种自由不是纸上允许我选择，而是现实中我真的有能力选择。

一个人在法律上可以辞职，但是辞职以后全家立即没饭吃，他的选择空间能有多大？日本很多的AV女优为什么签这个约呢？因为她做这份工作可能是她平时做的工作的10倍的收入，而平时的工作可能连自己都养不活，而且这个人也很可能已经离婚了，离婚女性在日本找工作很难，是被歧视的，以至只能找一些part time的工作， 也有可能part time的工作最后也都没有了，就只好去做这一份工作。表面上看她是自愿的，但实际上她是身不由己的。法律上可以拒绝一份伤害自己的合同，但是，如果她并没有别的更好的路，请问她究竟有多少自由？一个年轻人，法律上可以选择不同的人生，但如果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告诉他，只有这条路才算成功，请问他心里真的有什么选择吗？

贫穷可以成为法老，金钱可以成为法老，组织可以成为法老，舆论可以成为法老，色情可以成为法老，成功可以成为法老，甚至别人怎么看我也可以成为法老。表面上是我在自由选择，实际上可能是贫穷替我选择了，老板替我选择了，家庭、压力替我选择了，我的出身和我的处境替我选择了。表面上是自由选择，实际上是身不由己的选择。

第二种自由，要解决的就是身不由己。我们做一个最理想的假设：假设日本社会越来越发达，进一步的发达，人均寿命以后不是84岁，而是94岁、104岁或150岁。日本社会变得越来越文明、越来越进步，国家不再强迫你，法律保护你的权利，经济也继续繁荣昌盛，你有好的教育、有足够的收入、有社会保障，你不必因为一顿饭而出卖良心，也不必因为老板一句话不敢辞职，不必因为父母的压力只能走他们安排的道路，也不必因为别人的眼光永远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种种的让你身不由己的那些外在的力量都被拔掉了。你有资源、有能力、有机会，有很多真实可行的选择，而且没有人逼你。到这里我们似乎终于来到了现代人梦想的那种自由，完全的“由自”感——我的人生我做主了，没有法老，也没有外在的现实环境让自己各种身不由己的压力，可以由着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这很显然比法老做主要好得多，从政治和社会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真实而宝贵的进步，也就是经济学所讲的实质自由了。我们也不要否定它，我们盼望将来的社会进步能够到这个程度。

但《圣经》要开始问一个现代自由理论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一切真的都“由我”了，那么，这个“我”怎么样？请注意问题已经完全变了。

前面我们一直在问：谁在限制我的选择？没有限制我的选择，我是不是就是自由了？现在耶稣问：是谁在作这个选择？前面问：我的选择够不够多？现在问：作选择的这个“我”，究竟爱什么，被什么驱动？前面问：我能不能按自己的欲望生活？现在问：我的欲望本身自由吗？现代人很容易把两句话划等号：“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所以“我是自由的”。可是“由自”真的等于“自由”吗？

很显然，两者不一样，“由自”不等于“自由”做选择。一个人很有钱，没有人逼他，完全可以自己选择，可是他就是停不下色情，这是他自己的选择。那么，他自由吗？一个人已经不缺钱，没有老板逼他去造假，可是他面对更多利益的时候还是无法对金钱说“不”，依然造假，这是他的选择，他自由吗？一个人生活在言论自由的社会，没有政府逼他说谎，可是为了迎合大众，为了别人的点赞掌声，他还是不敢说自己相信的真话，这是他的选择，他自由吗？一个人可以离开一段仇恨，没有任何的法律要求他继续恨，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他依然无法饶恕，无法放下仇恨，那个伤害他的人仍然每天控制着他的情绪，他自由吗？一个人说“我想怎样就怎样”，慢慢却发现“我只能怎样就怎样”，请问这个人自由吗？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像，其实完全不同。网上流传一句话：“发言了可能会被封号，但不发言相当于一辈子都被封号了。”那么，你是发言还是不发言？看起来是你的自由选择，可是你只能在坏和很坏之间做选择，请问你真的有自由的选择吗？

至此，才发现一个很深的悖论：“由自”完全由你自己来做主张、做决定，看起来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实质自由了，但并不自动就等于“自由”了。因为“自由”不仅取决于“是不是我自己”在做选择，还取决于这个“正在选择的我”是不是自由的。如果“正在选择的我”是不自由的，我的所谓的“自主选择”的实质自由，又真正的是实质自由吗？很显然也不是。如果我被贪婪所辖制，给我更多的选择只是让我更自由地去贪婪；如果我被色情辖制，给我更多的消费能力，只是让我更多的去满足这种欲望；如果我被他人的认可辖制，给我更多的自由，只是让用更多的方式媚俗和讨好大家；如果我被骄傲辖制，给我更大的权力，只是会使得我被骄傲奴役得更加严重。

所以，一个社会越自由，一个更深的问题反而就越清楚：当没有人强迫我的时候，我究竟会选择什么？当我终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我究竟喜欢做什么？这个就已经不再是经济学能够最终解决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再问：一个人有没有真实的能力去选择他有理由珍视的生活？《圣经》还会继续的问我们：一个罪人究竟珍视什么？谁来改变他的“珍视”？谁来改变他的价值观？谁来改变他的“爱”呢？这个就把我们领到了耶稣的面前，因此我们要谈第四点。

四、第三次出埃及

——从自己做主到基督做主

《约翰福音》第8章32节，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犹太人听了这句话是很不舒服，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约翰福音》8：33）用今天的话说：我们本来就是自由的人，我们自己给自己做主。耶稣的回答是：“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8：34）这句话把整个人类关于自由的讨论推到了最深处。我们一直以为自由的问题是在外面的：法老限制我，政府限制我，公司限制我，贫穷限制我，文化限制我，环境限制我，处境限制我，只要把这些限制逐一拿掉，最后剩下一个完全自主的“我”，我就是真的自由了。耶稣却说，等一下，如果那个“我”自己已经是奴隶呢？这时蓦然回首才发现最大的法老不是坐在王宫里，也不是坐在街头，而是就住在我的心里。这个法老就是罪。你是罪的奴隶。

外在的法老限制我的行为，强迫我做不想做的事，剥夺我的选择权，我们很容易发现。内在的法老，改变我的“想要” ，扭曲我的喜爱和厌恶，盘踞在我的内心。它在我的里面坐在了本来应该上帝坐的宝座上，它做主了。所以，“罪”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强迫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更深的奴役是它改变了我的“想要”，改变了我的价值观，还改变了我的desire——我喜欢我不应该喜欢的，厌恶我应该爱的。我知道什么是对的，却不愿意去为它付代价；我知道什么是真理，却更喜欢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谎言。

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哥林多前书》13：6）这节经文像一把刀插进来。这句话，中文翻成“不喜欢……只喜欢……”，原文的意思更强。保罗用了同一个动词的两个形式。第一句：οὐ χαίρει ἐπὶ τῇ ἀδικίᾳ（ou chairei epi tē adikia）——爱不因不义而欢喜，不以不义为乐。一个真的在神的爱里的人，不会以不义为快乐。第二句：συγχαίρει δὲ τῇ ἀληθείᾳ（synchairei de tē alētheia）——却与真理一同欢喜。ἀδικία（adikia）是“不义”，不只是抽象的“错误”，而是与上帝的公义相违背的东西；ἀλήθεια（alētheia）是“真理、真实”，指的是真理喜欢的他也喜欢，真理不喜欢的他也不喜欢。凡是跟神不一致的，神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不会因为不义而欢喜，不会因为不义为快乐，而是与真理一同来欢喜。但我更想请大家注意那个动词：χαίρω（chairō）——欢喜，以……为乐。我们信神，就是要一生荣耀神，并以神为乐，而不以谎言为乐，不以不义为乐，这就是真正的爱。

保罗没有质问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他也没有质问真理和谎言摆在面前，你有没有选择的自由？他问到了一个比“知道”和“选择”都更深的地方，那就是你的心因什么欢喜？你的心以什么为乐？

第二个动词更有意思。保罗没有简单重复 chairei，而是用了 synchairei，前面多了一个“ syn”，“与……一同”。ESV译得很准确：“it does not rejoice at wrongdoing,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意思是：不以不义为乐，而以真理为乐。这已经不是冷冰冰的认知上的“我知道真理”，而是一种心灵的偏好：真理得胜的时候，我跟着欢喜；谎言被揭穿的时候，即使那个谎言对我有利，我仍然欢喜；真理要求我认错的时候，即使伤了面子，我仍然站在真理这一边，以真理为乐。

这一下意思比较清楚了，但是问题也更加严重了。我们通常以为“自由”就是“由自”，能够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可是保罗把问题往下推了一层，如果你的“喜欢”本身出了问题呢？如果你知道这是谎言，可是因为它保护了你的利益，你心里暗自高兴呢？如果你知道别人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因为那人是你的敌人，你心里觉得活该呢？如果你知道一种制度不义，可是这个不义刚好能使你获利，你不愿意它改变呢？如果真理揭露了你自己，让你没有了面子，你反而讨厌真理了呢？

即便没有一个外在的法老强迫你，即使一切都是我自愿的，耶稣仍然要问：自愿的“自”是真的自由吗？这就是奥古斯丁对罪极其深刻的洞察，他说：人的问题不只是知识错误，也不只是行为错误，而是你爱的秩序出了问题——ordo amoris。我们爱次要的超过首要的，爱受造物超过创造主，爱自己的荣耀超过上帝的荣耀，爱安全超过真理，爱利益超过公义，爱报复超过饶恕。

最深的奴役不是“有人不让我做我想做的”，而是“罪已经进入我的‘想做’里面。”真理对我有利的时候，我当然喜欢；真理使我吃亏的时候呢？诚实让我少赚一笔钱，我还喜欢真理吗？贞洁要求我放弃欲望，我还喜欢真理吗？饶恕要求我放弃报复的快感，我还喜欢真理吗？忠于基督可能使我失去位置，我还喜欢真理吗？

所有的人都鼓掌的时候，坚持真理很容易。当坚持真理需要付代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谁是我的主。如果你继续坚持真理，那真理是你的主，耶稣是你的主。你不敢坚持了，耶稣不是你的主，真理不是你的主。

所以，本文要讲的第三种自由，是比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更深的一种自由。它不是“我终于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我的心终于被释放，能够爱我应当爱的，做我应当做的。”

第一种自由：外在的免除，我可以说“不”。外在的危险，外在种种的权力压迫等，我可以免除——免除恐惧、免除匮乏，等等，我可以对外在的这种强制要求说“不”。

第二种自由：意志的行使，我有能力说“不”。

第三种自由：真理的释放，或者真理的活出，我终于能够向罪说“不”，向真理说“是”。与真理一致的，我能够说“是”；跟真理不一致的，我能够说“不”。真的能够做到这点，才是真理里的自由。我愿意把它称为真理的自由、使命的自由，因为自由不是没有方向，也不是没有责任。真正的自由是：我的心终于被释放，能够爱我应当爱的，做我应当做的。我终于能够成为神创造我去成为的人，去做神呼召我做的事。自由去爱，自由去诚实，自由去饶恕，自由去守约，自由去服事，甚至，自由到可以为真理付代价。但是，谁能给我们这种自由？

五、需要一次更大的出埃及

这时候，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出埃及记》。上帝对法老反复说一句话：“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请注意，上帝没有说：“法老，容我的百姓去，从此他们谁也不必侍奉。”祂说的是：“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这是《圣经》的自由观和现代自由观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现代人很容易认为，自由就是“由自”——由我自己作主，从此没有谁是我的主，就是“无主”：国家不能作我的主，教会不能，家庭不能，传统不能，上帝最好也不要，我自己作主。可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自由不是从“有主人”走向“没有主人”，而是从假的主人手中被释放归属于真正的主人，从法老那里出来归向耶和华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神所造的。

我们看到两种自由观是完全不同的，现代自由观相当于“由自”，绝对无主挣脱一切外在的束缚，成为自我孤立的真空。《圣经》的自由观是归属到真正的主人，从假的主人手中被救赎、被释放，回归塑造的本源与目的。

到了新约，出埃及的故事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潮。我们以为《新约》与《旧约》没关系，有人说《新约》不讲出埃及了。错了，《新约》是更大的出埃及记。《路加福音》第9章中，耶稣登山变像，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和祂谈论祂将在耶路撒冷完成的“去世”，祂会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这里，路加使用了一个隐藏着宏大历史密码的希腊文字：   ἔξοδος——exodos，这个词非常特别，其实就是：出埃及。

所以，耶稣的去世不是一次普通的死亡，而是一次跨越千年的时空重演。祂将要带领人类完成一次真正的出埃及。第一次出埃及：以色列做奴隶、法老做主，神借着逾越节羔羊的血拯救他们，带他们离开埃及，归属耶和华。而现在，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完成一次更大的出埃及，这一次更大的法老不是埃及王，而是罪与死亡的权势；更大的奴役不是替法老做砖，而是替罪作奴仆的灵魂辖制。这一次不是逾越节羔羊的血不再涂抹在门框上，而是神的羔羊亲自流血。这一次真正的出埃及发生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最高级的、最大的出埃及事件。

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一个真实的救赎事件。更大的法老被击溃，死亡的权势被粉碎。我们从罪的奴役中被彻底释放，重新归属于创造我们的真正的主。

六、十字架上的耶稣

——最受限的躯壳包裹着最自由的灵魂

请你想象十字架上的耶稣。祂自由吗？从人的眼睛看，祂一点都不自由。祂被捕，被捆绑，被审讯，被羞辱，被剥去衣服，最后连手和脚都被钉住。一个人的身体，还能比这样更不自由吗？可是，我要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比十字架上的耶稣更自由。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迫使祂背叛父；没有任何痛苦能让祂选择谎言；没有羞辱能让祂放弃使命；没有仇恨能让祂停止爱；甚至死亡也不能够让祂离开父的旨意。

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约翰福音》10：18a）这就是自由：向罪说 “不”，向父说“是”——即使这个“是”意味着十字架。所以，千万不要把基督做主，理解成原来有一个法老，现在换了一个更强大的主人。法老和基督完全不同。法老说你属于我，所以你要为我死，为我做螺丝钉、活雷锋；基督说你属于我，因为我为你死，我把你从罪的国度里买赎回来。法老用别人的血维持自己的国，基督流自己的血建立祂的国；法老夺走人的生命维护自己的权力，基督舍弃自己的生命释放祂的百姓。一个是索取，法老的本质是奴役的最高形式；一个是舍己，基督的本质是释放或者说是自由的终极源头。所以，基督做主不是奴役的形式，恰恰相反，祂的主权是我们自由的根基。

于是耶稣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8：36）我们真正的自由了，从此我们可以对罪说“不”了。我们不被罪抓住，不被欲望抓住，不被谎言抓住，我们可以跟真理一同来欢喜。

七、三次出埃及与对自由的追求

真正的自由不是一步跨越，而是灵魂的三次“出埃及”。

第一次：是法老做主。法老说：“你必须”。所以，就制度而言，自由的起点意味着法老不能做主，我可以对权力、各种捆绑等说“不”。

第二次：自己作主。我开始拥有真实选择的自由，我不仅在法律上可以说“不”，现实中也有能力说“不”，所以我开始自己作主。这一步很宝贵，但不是终点，因为罪人自己做主以后，很可能只是换了一个法老，那个法老叫“我”。第一次法老做主，法老是外在的捆绑，听命于强权，失去身体的自由。第二次自己做主，那个叫“我”的法老，内在的捆绑，听命于私欲，失去灵魂的自由。只要是以受造物为王，终究是奴役，无论受造物是外在的法老，还是你内心中“我”这个自己的法老，都是一样。

第三次：是基督作主。而基督作主以后，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我不是越来越像奴隶，我反而越来越自由。因为我终于能够向罪说“不”了，向谎言说“不”，向色情说“不”，向贪婪说“不”，向仇恨说“不”，向人的称赞说“不”。我就真的挣脱了所有的锁链，我终于能够向真理说“是”，向爱说“是”，向“饶恕”说“是”，向服事说“是”，向使命说“是”，向神说“是”。就是以真理为乐。脱离法老获得说“不”的权利，陷入到自我，也发现说“不”的无力，顺服基督拥有说“是”的自由。爱是什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哥林多前书》13：6）就是这句话的真义。

八、如果有一天自由被拿走呢？

最后，我特别想把这些话讲给处在压力、患难和逼迫中的弟兄姊妹。我们当然珍惜第一种自由：我们盼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尊重人的良心、信仰和尊严，盼望法律保护人而不是让人恐惧。我们也按《圣经》：“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参《提摩太前书》2：1─2）。这些都是真实的善，不要因为讲“属灵自由”，就把政治自由说成不重要，它同样重要。我们同样也珍惜第二种自由：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受良好的教育、有工作、有收入、有真实的经济能力，能够按照良心生活。因为贫穷、恐惧和社会压迫如同法老一样可以限制人的自由。这些真实的、实质的自由也是重要的。这些也是真实的善，不要因为讲“属灵自由”，就把经济学意义上的实质自由都说成不重要，它同样也重要。

但是我们也要特别强调，如果有一天第一种自由受到限制，如果有一天第二种自由也受到压缩，不要因此以为你就失去了所有的自由，不要因此以为你就完了，一切都game over了。还有一种自由乃是法老夺不走的，逼迫者可以限制你的行动，却不能替你决定谁是你的主；权力可以夺走你的职位，却不能迫使你在心里称谎言为真理；别人可以把你关起来，却不能把基督从你里面赶出去。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和西拉在监狱中还能够唱诗赞美，这也就是为什么使徒面对威胁仍然能够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29）

请注意，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锁链——锁链是真的；不是因为没有不义——不义仍然是不义；也不是因为基督徒喜欢受苦——我们不追求苦难。但锁链能够限制身体，却没有资格决定谁是我的主。没有代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耶稣是主，没有代价的时候我们很难知道自己是否自由，所以神允许这一切外在环境的挑战、压力、逼迫等等临到。当说真话会失去利益，当拒绝做恶会失去位置，当坚持良心会被孤立，当顺服真理需要付代价的时候，谁是我们的主就显明出来了。主愿意借着这一切让我们的信仰被炼净，让我们的内心再一次显明谁在做主。基督徒的勇敢不是仇恨，基督徒不是因为恨法老才自由。真正奇特的基督徒的自由是：我不向逼迫我的人屈服，我也不恨逼迫我的人，甚至还为逼迫我的人祷告，我这么做的时候我是自由的。如果我因逼迫而充满仇恨，那么逼迫我的人仍然在控制我。如果：他骂我，我就不由自主地恨他；他打我，我就不由自主地想报复；他羞辱我，我就不由自主地被仇恨吞噬——那么他仍然能够决定我成为怎样的人。可是现在是耶稣做主，别人不能定义我，我才是自由的。

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见证。人可以把祂钉上十字架，却不能够把爱从祂里面钉出去。十字架是爱的高峰，是完全的爱，是爱的典范，是爱的百分百的彰显。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自由才是世界无法理解的自由。同样，环境等各个方面对我们充满着考验，我们会不会因此把基督是主、爱基督，从我们里边逼出去呢？这才是关键。

九、从法老到自由

——现代国家的迷思以及终极的出埃及

本文的话题是从日本开始的，我们看见国家主义是怎样可能成为法老的，看见一些日本的基督徒怎样坚持国家之上还有真理。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走，发现法老不只住在国家，还住在公司、市场、文化、人的眼光里，甚至人自己的内心里。所以我们需要现实处境中的实质自由。可是继续往下，耶稣让我们看见：即便一个社会再文明发达，我们仍可能不自由，因为最深的法老，住在人的心里。所以，我们最终需要的不只是新的制度、更多的钱财、更多的选择、更好的教育、更发达的文明社会，这些固然也都重要，但都不能够完成最后一次出埃及。因为制度可以限制罪，却不能够赦免罪；法律可以保护自由，却不能创造一颗自由的心；教育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却不能够使我们喜欢上真理。我们需要救赎，我们需要一位比摩西更大的拯救者，我们需要耶稣基督。

所以请大家记住自由有三重境界：第一种自由是我可以说“不”，法老不能作主；第二种自由是我有能力说“不”，现实不能夺走我真正选择的空间与能力；第三种自由是我的心终于能够向罪说“不”，向真理、爱和神的呼召说“是”，因为基督作主——这才是自由的高境界。

真正的自由不是从有主走向无主，而是从假主人手中被释放，归属于真正的主。基督徒不是因为喜欢代价而付代价，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勇敢，也不是为了成为英雄。我们甘愿付代价，是因为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终于自由到──能够爱一个比安全更宝贵的真理，坚持一种比利益更宝贵的正义，活出一种比仇恨更强大的爱，顺服一位比生命本身更宝贵的主。所以，即使有一天世界对你说“不许”，你仍然可以问：“我的主怎么说？”

现在，我们也可以回答开头那个问题：谁能拯救中国？——中国是不是只要学习日本，就不需要基督？如果我们的问题只是铁路、教育、市场、制度，我们当然有许多东西可以向日本学习。但如果是人的问题那最终就是罪，如果最深的法老住在人心里，那么没有一个现代国家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日本不能救中国，美国不能救中国，现代化不能救中国，中国人也不能靠自己救中国人。如果最深的法老在心里，罪人需要的就是胜过罪、胜过死亡、胜过黑暗权势的救主——唯有耶稣基督。

从法老到自由，不是“从法老作主到我自己作主”，而是：法老不能作主，自我也不是主，基督才是主。而正因为基督是主，我们才真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