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五 开港的城（下）
作者：赵晓
遗爱——另一批从海上来的美国人
在元町的坡道上，几座教堂相距不远。东正教堂的绿色穹顶，天主教堂的尖塔，圣公会教堂的十字架，共同构成了函馆最特别的天际线。然而就在东正教堂旁边，我意外看见一块并不起眼的牌子，上面写着五个汉字：遗爱幼稚园。我起初只觉得这名字古雅。细看介绍，才知道这两个字背后藏着一段往事。
一、 一个失去女儿的母亲
一八七八年，一位名叫卡罗琳·莱特的美国母亲，因为女儿离世，把原本为女儿预备的教育经费，连同义卖手工品所得的一千八百美元，捐给了日本的女子教育。她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却愿意让远方素不相识的日本女孩得到教育。这笔钱后来成为遗爱女学校的重要建校资金。学校取名“遗爱”，意思是：一个人虽然离开了，她的爱却被留下来，并且继续活在人间。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慈善。慈善有时只是富余财富的分配；“遗爱”却是把生命中最深的伤痛，转化为对陌生人的祝福。一个母亲没有让悲伤封闭自己，反而让爱越过太平洋，进入另一个民族的命运。女儿未能继续接受的教育，变成了日本女孩接受教育的机会；一个家庭的眼泪，变成了一所学校的种子。
爱没有随着一个女孩的离世而终止，而是被信仰转化，被教育延续，被制度保存。
二、 两种从海上来的力量
提到西方进入日本，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佩里的黑船。一八五三年，黑色的船身、巨大的舰炮和滚滚浓烟，给长期锁国的日本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黑船打开了日本的国门。
然而二十年后进入函馆的另一批美国人，手里没有舰炮。一八七四年，美国卫理公会宣教士哈里斯夫妇来到函馆。他们没有军队，没有行政权力，也没有可以命令日本人的政治资源。他们能做的，只是在自己住所附近召集一些女孩，教她们读书，向她们讲述上帝的爱。
这就是遗爱学院的起点。一八八二年女子学校正式建立；一八九五年又创办附属幼稚园，成为北海道最早的幼儿教育机构之一。一九〇七年函馆大火烧毁校舍，一九一三年，人们又在美国信徒的捐助下把它重建起来。今天看到的粉色木造建筑，仍然是一所正在使用的幼稚园。
同样来自西方，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一种以军舰出现，使人不得不开门；另一种以教师出现，使人愿意打开自己的心。一种制造震撼，另一种建立信任；一种改变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另一种进入妇女和儿童的生命；一种让日本看见自己军事上的落后，另一种让日本看见每一个人的尊严。
黑船叩开的是日本的国门，福音叩开的是人的心门。
三、 两块牌子之间
从佩里铜像走到遗爱幼稚园，不过十几分钟。一边是一个手握舰队的将领，被一座城市立在山下，面朝他当年驶入的港湾；一边是一位没有留下多少记载的母亲，名字写在一所幼儿园的招牌上。前者进入了教科书，后者只留下两个汉字。但这两块牌子其实讲的是同一段历史的两面。国门被强力打开，这是事实；门开以后进来的不只有强力，这也是事实。
本书辑二写过，基督教在日本人数很少，影响却不小，而它的影响常常就是从这样的地方开始的：一所学校，一间诊所，一个愿意教几个女孩读书的外国人。它们从来不出现在条约文本里，却改变了具体的人。
条约改变的是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学校改变的是一个女孩一生的可能。
一个母亲失去女儿的痛苦，本来只属于她自己。但因为她把这份痛苦交了出去，一百多年以后，函馆的孩子仍然在一座粉色的木屋里上学。这大概就是“遗爱”两个字最准确的意思：人会离开，爱可以留下；留下的方式，是变成一所还在使用的学校。
一棵树，三座教堂——函馆山下的文明相遇
站在函馆哈利斯特斯正教会的庭院里，我举起手机，隔着一片树林按下快门。回来细看，才发现一张照片竟同时容纳了三座教堂。左边近处，是白墙绿顶的函馆哈利斯特斯正教会；树木中间露出的哥特式尖塔，是天主教元町教会；右边树林后面，则是英国圣公会传统的函馆圣约翰教会。
一棵树，三座教堂。俄罗斯正教、罗马天主教、英国圣公会——在欧洲历史上彼此分离、甚至发生过激烈冲突的三条基督教传统，跨越辽阔的大陆与海洋，最终在日本最北端的开港城市比邻而居。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旅游照片，而是一张浓缩的世界文明地图。
一、 一个基督，三条道路
函馆原名“宇须岸”，是阿伊努语“海湾尽头”的意思。一四五四年，来自津轻的和人豪族河野政通在此筑馆。传说那座馆城从远处望去形似箱子，于是“宇须岸”渐渐被称为“箱馆”。一八六九年，明治政府把虾夷地改称北海道，“箱馆”也逐渐改写为更文雅的“函馆”。
宇须岸是自然的名字，箱馆是城堡的名字，函馆是现代国家的名字。
真正改变这座城市命运的，是开港。港口一开，进来的不只是轮船、商品、钟表和枪炮，也有领事、医生、教师和宣教士。一八五五年日俄签订和亲条约，一八五八年再订通商条约，俄国在箱馆设立领事馆，并于一八六〇年建成附属圣堂，这是日本最早的东正教圣堂之一。法国天主教宣教士几乎同时来到；英国圣公会则在一八七四年开始工作。
俄罗斯带来圆顶与圣像，法国带来哥特式尖塔与罗马祭坛，英国带来圣公会的礼仪与新教教育。
二、 尼古拉：先学习，再传讲
一八六一年，一位年轻的俄罗斯修士来到函馆。他就是后来被称为“日本的圣尼古拉”的尼古拉·卡萨特金。
他没有急于把俄国文化搬过来。他先学日语，研究日本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再用日本人能够理解的语言翻译圣经、训练传道人、建立教会。后来他前往东京，建立了著名的复活大教堂，也就是尼古拉堂，把一生献给日本。
帝国要求别人理解自己，宣教却要求自己先理解别人。
他留下的不是一座依赖俄国经费的外国教堂，而是一群日本司祭、日本传道人和日本信徒。这一点在后来变得至关重要。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这成为尼古拉一生最艰难的时刻。他是俄罗斯人，牧养的却是一群日本信徒；他的祖国与他服侍了四十多年的国家，突然成为战场上的敌人。日本社会的反俄情绪迅速高涨，日本东正教信徒被怀疑为间谍，尼古拉本人也被一些人视为敌国势力的代表。他没有离开日本。他告诉日本信徒，作为日本国民，他们应当为自己的祖国祈祷；而他自己是俄国人，不能与他们一同作这样的祈祷，因此退出公开的战时礼拜，独自为和平祷告。同时，日本的东正教司祭被派往战俘营，照料俄国战俘。
国家可以命令人把对方视为敌人，却不能阻止基督徒为敌人的伤口包扎。
后来，俄国革命切断了资金、人员与制度联系；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摧毁尼古拉堂；日本进入军国主义时代，所有具有外国背景的宗教都受到国家监视。它没有消失。因为留下来的已经不是俄罗斯的教会，而是日本人自己的教会。
三、 方寸之间，诸神林立
然而走出教堂不过几步，眼前又是另一幅图景。东本愿寺的巨大屋顶，最上稻荷函馆分院的红色鸟居，还有佛寺、神社与各种地方信仰，密集地分布在这片不大的山坡上。
最上稻荷尤其有代表性。它不是中国意义上的道观，也不是纯粹的神道神社，而是日莲宗佛教与稻荷信仰结合的场所。佛寺建筑、神道鸟居、菩萨崇拜、狐狸意象、求福避祸和商业繁荣，可以共同存在于一个宗教空间里。
这正是日本宗教最强大的特点：不是排斥，而是吸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兼收并蓄。日本人可以出生时去神社，结婚时进教堂，去世后请和尚诵经；也可以庆祝圣诞节，却从不追问伯利恒的婴孩究竟是谁。从文化角度看，这是一种高度的包容。
最深的抵抗，往往不是拒绝，而是消化。
拒绝至少意味着认真面对；消化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解除真理的锋芒。日本可以吸收教堂建筑，却把教堂变成旅游景点；可以吸收圣诞节，却把圣诞节变成消费节日；可以接受基督教的教育、慈善和伦理，却不接受基督对生命的主权。它甚至可以欢迎耶稣，只要耶稣不宣告自己是唯一的主。
四、 三个问题
站在这片山坡上，我想到三个问题。它们不只关乎日本。
第一，一种信仰能否进入一个民族，却不被这个民族原有的体系消化？
第二，教会能否尊重本土文化，却不把真理稀释为一种文化装饰？尼古拉给出的答案是：本土化不是把内容换掉，而是把语言换过来。他学日语、译圣经、训练日本传道人，改变的是通道，不是源头。
第三，当国家要求终极效忠时，教会能否仍然宣告耶稣是主？这个问题辑二已经问过，日本教会后来给出的答案并不光荣。但在一九〇四年的函馆和东京，至少有一个俄国人和一群日本信徒，把它回答对了一次。
五、 一张照片里的三条河
离开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三座教堂。它们来自三个国家、三种礼仪、三套神学传统，在欧洲曾经彼此争战。到了函馆，它们只是三座安静的建筑，隔着一棵树互相看着。
坚船利炮可以打开港口，却不能使一个日本武士放下手中的刀；外交条约可以提供领事馆用地，却不能建立一个由日本人自己治理的教会。
帝国的身影不断改变，留下来的却是一些具体的人和他们做过的事。俄罗斯帝国早已消失，沙皇的旗帜也不再飘扬。函馆的钟声却还在响。它响的不是俄罗斯的回声，而是某种越过了国界、帝国和战争的东西。
从函馆回望东京——一道占了日本国土的五分之一
函馆走完，飞回东京。这趟北海道之行，也就走到了终点。从札幌到小樽，从小樽到洞爷湖，再从洞爷湖到函馆，走了许多天，翻山越岭，穿城过海，却始终没有离开同一个一级行政区。
这种经验很像在一个国家内部旅行：有近两百万人口的都会，有开埠通商的港口，有一望无际的农田，有火山、雪山、湖泊和温泉，也有漫长得几乎没有尽头的海岸线。
出发时看的是景点，回来时留在脑子里的，却是一个制度问题。
一、 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
日本有四十七个一级行政区，通常概括为“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一都是东京都，一道就是北海道，二府是大阪府和京都府，其余为四十三县。问题来了：为什么北海道不叫“北海道县”？这个“道”，是不是比府和县更高一级？答案是：不是。
今天的都、道、府、县在地方自治制度中基本处于同一层级，都有民选知事和地方议会。四种不同的称呼，主要是历史留下来的制度化记忆。东京称“都”，与首都地位及特别区制度有关；京都和大阪称“府”，源于明治初期对政治、经济地位重要的城市区域所用的特殊名称；北海道称“道”，则保存了日本近代向北开发、移民、国防与国家整合的印记。它的命名借用了古代“五畿七道”中东海道、南海道一类区域名称的传统。
“都”记录的是权力中心，“府”记录的是重要城市，“县”记录的是近代行政的普遍化，而“道”记录的，是国家向空间深处伸展的历史。名称有四种，层级却基本相同。四个不同的名字，像四枚历史化石，被保存在同一套现代地方自治制度里。
二、 土地很重，人口很轻
北海道面积约八点三四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约两成二，相当于整个日本的五分之一强，也是东京都面积的近三十八倍。它不仅是日本面积最大的一级行政区，而且远远大于第二名。然而这片占全国五分之一的土地，人口只有约五百万，大约只占日本总人口的百分之四。
土地很重，人口很轻；空间极大，密度很低。
这解释了为什么北海道给人的感觉与本州不同。本州许多城市彼此连接，铁路沿线像一条连续的城市走廊；北海道则是一个个城市散落在广阔的平原、山地与海岸之间。札幌是一座强大的中心城市，但离开札幌之后，人口迅速减少，距离不断拉长，自然很快重新成为大地的主角。
面积从来不只是一个抽象数字。它意味着更长的道路、更远的医院、更分散的学校和成本更高的公共交通；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依靠相对有限的人口与税收，维持覆盖辽阔地域的基础设施。北海道有一百七十九个市町村，为日本各都道府县之最；道政府还设立了振兴局一类的派出机构。
经济学把这叫作低密度地区的公共服务成本。道路、消防、医疗、教育和公共交通都有相当大的固定成本。人口越分散，平均到每位居民身上的成本就越高。一条铁路如果沿线人口不断减少，票价收入便难以支撑维护；一所医院如果服务范围过大，居民即使在制度上享有医疗保障，也未必能及时到达。辑四写过那次铁路中断。那不只是一场大雨的偶然，也是低密度地区交通网络脆弱性的一次显影。
自由不只是法律赋予权利，也是一个人实际能否到达医院、学校和公共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也是制度的一部分。
三、 不是边角，而是粮仓
如果只看人口，北海道似乎很轻；如果看一个国家生存所需要的土地和资源，它却很重。
北海道拥有石狩、十胜、根钏等广阔平原，形成了日本少见的机械化、规模化农业。小麦、马铃薯、甜菜、豆类、牛奶和乳制品，加上丰富的水产，使它不只是一个农业地区，也是日本食品工业的重要基础。按热量计算，北海道的粮食自给率超过百分之二百，长期位居全国第一；而日本全国的粮食自给率长期低于百分之四十。这组数字很有意思。一个高度城市化、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国家，粮食大量依赖进口；而它五分之一的国土，承担着全国的食物安全底线。
辑二写过开拓的代价，写过谁被写在碑上、谁没有被写在碑上。这里要补一句：那场开拓留下的不只是城市和铁路，还有今天日本餐桌上的相当一部分。
一个国家最边远的地方，有时正是它最不能失去的地方。
四、 两个日本
飞机落地，东京扑面而来：密度回来了，人流、地铁、招牌、声音、狭窄的街道和紧凑的空间，全部回来了。前一天还站在函馆山下看港口，这一天就挤在山手线的车厢里。同一个国家，两种完全不同的空间经验。
东京是把人压缩到极致以后产生的效率：地铁三分钟一班，便利店五十米一家，任何服务都在步行范围内。北海道是把空间摊开以后产生的另一种生活：开车一小时看不见几个人，一条路通向远山，冬天雪把一切覆盖。
哪一种更现代？两种都是。现代化并不只有一个模样。高密度需要秩序、守时和对陌生人的克制，低密度需要自足、互助和对距离的忍耐。日本同时维持着这两套系统，并且用同一套行政、教育、医疗和铁路制度把它们连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很难。一个国家如果只经营高密度的核心区，边远地区就会被抽空；如果平均用力，效率又会被拖住。日本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北海道的人口仍在减少，地方铁路仍在退出，医院和学校仍在合并。
把首都建好并不难，难的是让离首都最远的地方也仍然值得生活。
这趟旅行从东京出发，在北海道走了一圈，又回到东京。出发时，我看的是一个国家的橱窗；回来时，我看见的是一个国家怎样管理自己最空旷的那一部分。而一个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往往不在它最拥挤的地方，而在它最空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