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至高存在：先证明，还是在默认下生活？——从《生命之树》看东西方文明的分水岭

作者：赵晓

《寂静的朋友》（Silent Friend）让我开始尝试新的影视之旅，特别想多看一些有生命关怀的非商业电影。

这个周末，我挑了《生命之树》（The Tree of Life）来看，因为导演是一位执着思考生命与上帝的人。但老实说，我并没有一下子被它吸引进去。

主题我喜欢，想表现的内涵我也能懂；但它不仅没有抓人的故事情节，甚至连通常的电影叙事也不给，有时就像是路人无意间的纪录。整体则更像缓缓展开的油画，一首未修好的诗，一篇灵修笔记初稿。树木、阳光、河流、星空、家庭、死亡、苦难……镜头不断流淌，却很少推动什么。

看了不到一半，我心里不断冒出一个念头：所以呢？你到底想说什么？

看完，思考了一会，我忽然反应过来：那个“所以呢”，不是电影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一直在等导演诉说；而导演，却一直在邀请我默想。我一直在等他证明；而人家，根本没有打算证明。

这是一部活在上帝面前的非同寻常的电影。

整部电影，中心其实是上帝，但几乎没有证明上帝（God）的存在，也没有刻意解释上帝。导演泰伦斯·马利克（Terrence Malick）没有安排人物争论：神到底有木有，有木有啊？

不，全片没有设计一场辩论；没有铺陈一套论证；甚至没有准备一个结论。电影一开始，就把《约伯记》（Book of Job）放在银幕上：“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约伯记》38:4）然后，就这样开始了。

回味中，我忽然明白：导演不是忘了证明，也不是不会讲故事；而是对他来说，上帝根本就不是一个等待证明的对象。而我坐在银幕前，却一直等着他证明。哈哈，是我自己整个没对路！

一、没错，他是在拍《约伯记》

很多观众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不交代那个孩子R.L. O’Brien究竟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不解释苦难？为什么最后不给一个明确的答案？

其实，《约伯记》本来就是这样写的。

《约伯记》最大的特点，不是解释苦难，而是把约伯带到上帝面前。神最后也没有告诉约伯：为什么你的孩子会死？为什么撒但攻击你？为什么偏偏是你？不，没有。一句解释也没有。神只是从旋风中向约伯显现。然后，祂带着约伯重新观看整个创造。

祂指给约伯看大地的根基、海洋的边界、晨光的诞生、群星的运行、飞鸟的翱翔、野山羊的生产、野驴的自由、野牛的力量、鸵鸟、战马、鹰与鳄鱼……最后不断反问约伯：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约伯记》38:4）

“你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吗？”（《约伯记》38:12）

“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密处行走吗？”（《约伯记》38:16）

“你知道天的定例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约伯记》38:33）

神没有给约伯一个关于他所遭遇的苦难的解释。祂给约伯看的，是整个神奇的创造；祂让约伯重新认识的，乃是创造这一切的神自己。自始至终，神依然没有回答约伯有关苦难的问题。

可是，约伯已经满足了。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记》42:5）

为什么呢？

我的解读：因为约伯真正寻找的，从来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上帝自己。人在苦难中，总以为自己需要的是解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今天？为什么偏偏如此？然而，当神真正向约伯显现的时候，约伯忽然明白：最大的失去，不是失去财富，不是失去儿女，而是一度觉得神离开了自己；最大的得着，也不是重新拥有一切，而是重新遇见神自己。

这就像一个孩子受了很大的委屈，父亲却迟迟没有出现。旁边的人开始七嘴八舌地解释：“你爸爸一定是生你的气了。”“肯定是你做错了什么，他才不理你。”“也许他根本不爱你了。”“也许他已经不要你了。”这些话听上去都像在分析原因，实际上却让孩子越来越痛苦。孩子本来只是受了点委屈，现在却开始怀疑父亲的爱；本来只是看不懂发生了什么，现在却连自己与父亲的关系也不敢相信了，多么恐怖！

直到父亲终于来到孩子面前。他没有急着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他只是牵起孩子的手。带他走上回家的路。一路上，孩子忽然看见：原来这条上学的小路，就是父亲一点一点为他建起来的；每天吃的饭，是父亲一直预备的；每天背的书包、穿的衣服、睡的床铺，都是父亲早已安排好的；甚至那些他从未留意过的灯光、窗户、花园、院子，都默默诉说着父亲的爱与照顾。孩子忽然顿悟：原来父亲一直都在，父爱如山，从未离开。只是以前，他把这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

现在，当父亲重新站在他面前，过去许多完全不理解的事情，忽然都有了新的意义。他因此不再急着追问：“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完全没必要了，他已经知道：眼前慈爱的父亲，比任何解释更可靠。

约伯正是如此。神没有解释苦难。神只是带着约伯重新观看整个创造。神不是在炫耀自己的能力，而是在告诉约伯：孩子，你一直活在我的护理之中（Divine Providence），只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大地怎样立定；不知道晨光怎样升起；不知道万物怎样运行；同样，你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允许今天这一切发生。但是，你虽然不知道这一切，你却可以认识我。

于是，约伯满足了，他的心在神的爱的护理中得了满足。不是因为他终于明白了每一件事情。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那位创造世界、护理万有、一直爱他的父亲，从未离开他。

回头再看《约伯记》中人的故事，就更有意思了。

约伯的三个朋友，一直试图用人的理性解释神。他们太有学问了，可以说有神学、有逻辑、有因果、有推理。他们努力替上帝辩护，也努力替可怜的约伯所遭受的苦难寻找原因。但结果呢？越解释，离真相越远；越解释，约伯越痛苦；越解释，也越把约伯与神隔开。

约伯的妻子也忍不住唠叨几句：“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

（《约伯记》2:9）她同样试图为苦难作解释、下结论。可是，她同样没有把约伯带到神面前，而是令约伯更加痛苦、烦恼。真是可悲，人的解释越来越多，人与神之间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远，当事人的痛苦莫名增加。直到神亲自显现。

没有新的理论，没有新的证明，没有新的推理，只有神自己；而神自己，胜过了一切解释。《约伯记》真正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它告诉我们：人的解释不能代替神的同在。约伯满足，不是因为他的理性终于明白了一切；而是因为他的信心终于安息了。人的解释满足理性，神的临在安息灵魂。人需要理性解释，但人的灵魂最终需要的，不是一套理性解释，而是一位天父上帝。

因此，《生命之树》也没有急着解释苦难。它只是不断把观众带回创造，带回宇宙，带回生命，带回神面前。《约伯记》与《生命之树》共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真正的信仰，不是在得到所有答案之后才相信；而是在遇见神之后，即使仍有许多问题，也愿意信靠。

我还想到：多年以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与人同住。神没有再从旋风中说话。祂亲自成为人，与人同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1:14）

圣经里有一个很打动我的细节。年迈的西面（Simeon）一生等候弥赛亚。圣灵曾启示他，在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当约瑟和马利亚抱着婴孩耶稣来到圣殿时，他只是抱起这个婴孩，就心满意足地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路加福音》2:29-30）虔诚的西面没有看见耶稣行神迹；没有听见登山宝训；没有见到十字架和复活。他只是见到了婴儿耶稣，就心满意足了。他的满足，正是约伯的满足——闻名不如见面，解释不如同在。

多年以后，年轻的使徒彼得也说过一句同样的话。当许多人因为耶稣的话“甚难”，纷纷离开时，耶稣转过来问十二门徒：“你们也要去吗？”彼得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约翰福音》6:68）彼得没有说：“主啊，我已经明白了一切。”他也没有说：“主啊，请你先解释我的问题。”他只是知道：离开耶稣，就再没有生命；跟随耶稣，即使仍有许多不明白，也比离开祂更有盼望。

多年以后，当彼得站在公会面前时，这份信心更加坚定。他公开宣告：“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4:12）从“我们还归从谁呢”，到“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彼得没有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却越来越认识基督是谁。真正使他坚定的，不是一套越来越完整的神学，而是那位越来越真实的主。

后来，使徒保罗更进一步地宣告：“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立比书》3:8）为什么？因为他们彻底明白：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答案，而是上帝自己。

这就像前面说的孩子。孩子真正要的，不只是父亲的钱财，不只是父亲送来的礼物，也不只是父亲把每一件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孩子真正要的，是父亲自己，是父亲的爱和疼。有父亲在，礼物才有意义；有父亲在，家才是家；有父亲在，即使还有许多事情不明白，孩子仍然能够安然睡去。

《约伯记》的高潮如此，福音的高潮也是如此。

神没有先把答案赐给人，神先把自己赐给了人。于是我看到了《生命之树》这部电影的可贵。从来没有人这么拍过电影，而它为什么没有急着解释苦难？因为真正伟大的艺术，和真正伟大的信仰一样，都知道：解释只能满足人的理性，关系才能安息人的灵魂；答案或可解决一个问题，基督才能承载人的一生。

二、人家一生都在拍这一件事

电影结束以后，我搜索了导演泰伦斯·马利克更多的信息。结果发现，《生命之树》并非偶然。因为，马利克一生几乎都在拍同一件事。

别人拍故事。他拍存在（Being）。

别人拍人物。他拍创造（Creation）。

别人拍冲突。他拍恩典（Grace）。

别人拍高潮。他拍沉默。

于是，他拍树，却不是树；拍风，却不是风；拍阳光，也不是阳光。他是在赞美。镜头里的树木，不只是植物；风，不只是空气；宇宙，不只是天文学。它们共同组成了一首关于创造的默想诗。

这令我想起《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马利克在电影中，几乎从来没有把这节经文说出来；但他一直努力地把它拍出来。

有人说他的电影像诗；有人说像灵修；有人说，看他的电影像祷告。我的感觉：他带我们一起在上帝里面呼吸呢！

三、真正令人惊叹的，不只是马利克

泰伦斯·马利克毕业于哈佛大学哲学系，后来到牛津大学继续研究哲学，做过大学哲学教师，也翻译过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著作。但仅仅知道这些，还不足以解释马利克。哲学训练会逼他追问“存在是什么”；但真正给这些问题提供语言、意象与方向的，却是他成长其中的美国生活。

马利克出生于1943年，在美国南部生活和成长。《生命之树》中的杰克（Jack）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于导演本人，但那个20世纪50年代的德州小镇，显然带着浓厚的自传性色彩。

而电影里的美国，还保留着我后来在波士顿生活时依稀感受到的某种轮廓：街道两旁是树木、草坪和低矮的房屋；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奔跑，邻居彼此认识；一家人围坐吃饭，父亲工作，母亲照料家庭；星期日，人不是在教堂，就是在去教堂的路上。教堂、祷告、圣经和上帝，并不是被隔离在私人角落里的特殊话题，而是日常生活中自然存在的背景。

那当然不是一个没有罪、没有压迫、没有家庭伤害的完美美国。《生命之树》中的父亲严厉、控制、受成功欲驱使；孩子之间也有嫉妒、暴力和罪疚。然而，即使在人性的破碎之中，基督教文化所留下的气息仍然弥漫在家庭、社区和街道之间。

人们可能悖逆上帝，却知道自己在悖逆谁；人们可能怀疑信仰，却知道自己怀疑的是什么；也因此，一个孩子遭遇痛苦，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向上帝发问，而不是先宣布宇宙毫无意义。

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明状态。上帝不一定被每个人忠实地敬拜，却仍然是人们理解爱、罪、苦难、死亡与盼望时无法绕开的中心。

《约伯记》不是一部突然从外部插入电影的古老宗教经典，而是马利克从小呼吸的文化空气之一。树、风、光、母亲的祷告、教堂中的礼仪、孩子对天父的追问，都从这片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所以，马利克后来虽然进入哈佛、牛津，研读海德格尔，却没有成为一个只在概念中思考“存在”的哲学家。他把哲学重新放回神的创造之中。

他拍树，拍风，拍光，那些镜头里，既有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也有《诗篇》对创造的赞美；既有现代人的焦虑，也有一个从圣经文化中长大的孩子，对天父若隐若现的记忆。

所以，我猜想：马利克之所以成为马利克，是因为几种力量在他身上相遇了：美国南部的自然与小镇生活；20世纪中叶仍然浓厚的基督教文化；家庭中的爱、权威、伤害与和解；哈佛与牛津的哲学训练；以及一个不愿只把世界当作物质现象来观看的灵魂。这些共同造就了他。

多年来，他特立独行，极少接受采访，也很少迎合公众。几十年来，他始终拍自己真正想拍的电影。《生命之树》于2011年获得第6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Festival de Cannes）最高奖金棕榈奖（Palme d’Or）；随后又获得第84届奥斯卡金像奖（Academy Awards）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三项提名。它确实讲述的是一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家庭的故事，却把这个家庭放进从宇宙起源到死亡与永恒的宏大追问中。这不是一位小众导演的自我陶醉，而是世界主流电影界对这种艺术探索的郑重承认。

更有意思的是主演兼制片人布拉德·皮特（Brad Pitt）。按照商业逻辑，皮特完全可以继续拍那些情节紧张、角色耀眼、票房确定的电影。《生命之树》却恰恰相反：叙事破碎，节奏缓慢，父亲这个人物也并不讨喜。然而，皮特不仅出演，还以制片人的身份参与其中。

这并不意味着皮特与马利克拥有完全相同的信仰。皮特谈论这部电影时，反而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传统宗教和天堂观念有所挣扎。但他同时表示，影片使他强烈感受到一种超出人类理解的更大力量，以及人或许需要接受自己无法完全解释的奥秘。这正是皮特的有趣之处。他不是因为已经得到了所有答案，才愿意参与这部电影；而是因为那些问题对他仍然真实。

他在美国“圣经地带”（Bible Belt）的文化背景中成长，即使后来对信仰产生怀疑，上帝、天堂、父亲、罪、恩典与救赎，仍然构成他内心无法轻易抹去的问题。因此，他愿意放下明星最熟悉的表演方式，进入马利克的镜头：演一个爱孩子、却不断伤害孩子的父亲；演一个相信竞争、力量和成功，最后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的人；演一个想成为伟大人物，最终才发现自己忽略了脚边真正恩典的人。

也许皮特喜欢的，恰恰不是一套答案，而是马利克给这些问题留下的空间。有些电影为了赚钱；有些电影为了讲一个好故事；还有些电影，是因为创作者自己不能不寻问、思考。《生命之树》属于第三种。

所以，真正令人惊叹的，不只是马利克，也不只是皮特。而是他们背后的文明生态，竟然能够孕育这样的导演，也能够吸引这样的明星与他合作；能够容纳一部几乎没有商业套路、却持续追问上帝、创造、苦难和永恒的电影。

允许马利克几十年拍摄自己真正关心的东西；允许他把镜头长时间停留在树、风、光和人的脸上；允许他引用《约伯记》，而不必先向所有观众解释《约伯记》是什么；允许一个顶级商业明星承认：有些事比票房更值得投入。不仅允许，而且尊敬；不仅尊敬，而且把电影艺术最高的荣誉之一授予这样的作品。

这样的导演，并不是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他的背后，是一整片生长茂盛的森林——是家庭、教会、圣经、哲学、艺术传统、市场自由以及整个社会对终极问题仍然保有的敬意。

正是这片森林，托住了马利克的生长。也正是这片森林，使一部关于树、风、光、死亡和上帝的电影，能够被拍摄、被投资、被观看，并被整个世界郑重对待。

四、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先证明

对于至高的存在，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敬拜，而是证明。有没有证据？有没有实验？有没有科学证明？没有这些，我为什么相信？

甚至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看似聪明的问题：“创造一切的上帝，又是谁创造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但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偷偷预设了一个前提：任何存在，都必须有创造者。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说的是：一切受造之物（Creation），都有创造者（Creator）；唯有创造者自己，并非受造之物。真正的问题因此不是“神是谁创造的”；而是为什么我们有理由先假定“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类理性才是判断终极真实的最高法官。

于是，中国关于上帝的讨论，常常停留在“证明神”。而《生命之树》早已进入另一个问题：既然神是真实的，那么，人应当怎样活？

五、文明真正不同的地方，是它默认什么

我越来越觉得，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默认设置”（Default Setting）。

没有一种文明，是从绝对中立开始思考的。长期以来，西方文明默认：宇宙有创造者；世界有秩序；人按神的形象受造；真理高于权力；法律高于君王；历史有方向；生命有意义。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它提出的问题、形成的人格、建立的制度，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相比之下，中国近代以来不断学习西方的制度、技术与管理，却始终没有真正解决世界观（Worldview）、本体论（Ontology）与终极信仰（Ultimate Faith）的问题。

1923年的“科玄论战”，其实已经预示了中国此后一百年的思想走向。陈独秀倡导彻底的唯物主义道路。他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对于唯物主义之外是否还存在某种超越科学的精神世界，他几乎连“存疑”的余地也不愿留下。他明确主张以科学取代宗教，将一切宗教都列入最终应被废弃的范围。

胡适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在政治制度、个人自由和程序正义上，他不像陈独秀那样主张激进革命；但在世界观和本体论上，他的自然主义或许走得更加安静，也更加深入。他不高喊“消灭宗教”，却试图以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和自然主义（Naturalism），逐渐取代宗教对宇宙、生命与人的解释。他拒绝承认人格神（Personal God）与超自然启示（Supernatural Revelation），他的“人论”认为人就是动物，也不承认灵魂是可以离开身体而独立存在的实体。在《不朽——我的宗教》中，他把所谓灵魂理解为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的功能，并认为灵魂不灭的问题，对人生行为没有重大意义。

表面上看，两人的道路不同：陈独秀走向唯物史观与革命；胡适走向实验主义与自由主义。但在更深的世界观层面，他们共享一个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共同世界观；也因此把中国现代思想带入一个没有创造者、没有启示、也没有永恒灵魂的封闭自然体系之中。

更深远的影响，当然远不止于此。

当世界最终只剩下物质，自然便成为全部真实；当自然成为全部真实，人便首先成为一种高度进化的动物；而当人首先被理解为动物，自由、尊严、权利、爱情、道德乃至共和国，也就失去超验与终极的根基，只能被解释为生物进化、社会竞争、经济利益或历史发展的产物。

但问题在于：如果人只是一种动物，为什么他又拥有不可侵犯的尊严？如果道德只是进化形成的生存策略，为什么强者必须尊重弱者？如果人的思想只是神经活动的结果，人的理性又凭什么宣称自己能够认识普遍真理？

所以，一个深刻的断裂出现了：胡适在政治上努力捍卫人的自由与尊严，但他的自然主义本体论，却越来越难以说明这种自由与尊严究竟从何而来。

世界观决定本体论，本体论决定人性论，人性论最终塑造制度与文明。

所以，中国近百年来最深刻的变化，并不只是制度变了，而是文明的终极预设变了：中国传统虽然没有清楚认识圣经所启示的创造之神，却仍然保留着“天”“天道”“天理”等高于个人和权力的超越性语言；到了现代，这个并不清晰却仍然向上敞开的世界，在大师带领下，逐渐被压缩成一个封闭的物质世界。从此，人不再首先生活在“天命”或某种超越秩序之下，而越来越生活在一个没有创造者，没有终极审判，也没有永恒归宿的世界里。

然而，一个文明不可能真正没有终极。当创造者被移走，新的“终极”就会迅速占据祂的位置：民族、国家、阶级、历史、科学、市场，乃至个人意志，都可能被绝对化，成为新的偶像，而灾难，无法避免……

这也正是为什么，《生命之树》这样一部电影，对今天许多中国观众而言会显得如此陌生。它并不首先教人怎样证明上帝；它也不把上帝当作一个需要放在人类理性法庭上接受审判的假设。它从上帝真实这一终极背景出发，重新观看树木、家庭、苦难、死亡与人生。

中国现代思想常常追问：假如没有上帝，人应当怎样生活？马利克的电影所追问的却是：既然上帝真实，人应当怎样活在祂面前？两个问题之间，只少了一位上帝，却隔着两种文明。制度可以学习；技术可以引进；知识可以购买；唯独文明的土壤，无法进口。

一棵树之所以成为树，不是因为枝叶，而是因为根。文明也是如此。

一个民族最终长成什么样，不只是由制度决定，更是由它最深处相信什么、敬拜什么、最终向谁负责所决定。所以，《生命之树》真正震撼我的，并不是它拍了一棵树。而是它让我看见：生命之树之所以美，不只是因为它是一棵树，而是因为它首先是一首关于创造的赞美。

风之所以动人，不只是因为它吹过树梢，而是因为它提醒人：世界不是偶然存在，而是一个值得敬畏、值得感恩的创造。《生命之树》没有证明上帝，因为对于一个长期受圣经塑造的文明而言，上帝根本不是人类推理之后得出的结论，而是整个世界得以被理解的起点。

也因此，真正重要的问题，从来不是：神是否存在？而是：我们是否愿意活在祂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