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你自己，认识你的世界——关于知识、市场、历史、自由与信仰的思想札记（第16—18篇）

作者：赵晓

16｜科学这么成功，科学主义错在哪里？

一个人生病去医院。医生说：“先验血，再做个CT。”你大概不会回答：“医生，我这个人比较相信直觉。”该验就验。可是，如果你问医生：“我父亲已经病得很重了。我应该辞掉工作回去陪他吗？”医生可以告诉你病情、治疗方案、生存概率，甚至大致还有多少时间。

但他无法从CT片里读出：你应该怎样做一个儿子。不是因为医学还不够先进。而是因为——这本来就不是CT要回答的问题。

先替科学说句公道话。科学（science）是人类认识世界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现代科学让我们理解疾病、遗传、电磁、物质、宇宙；让飞机升空，让疫苗预防疾病，让卫星定位，让一个普通人拿着手机就能完成古代帝王无法想象的事情。

所以，批判科学主义（scientism），绝不是反科学。恰恰相反：正因为尊重科学，才不应该逼科学回答它的方法本来无法回答的问题。就像显微镜很好。但你不能因为显微镜特别精确，就拿它研究交响乐。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不是交响乐不存在。是你拿错了工具。那么，科学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个词在哲学讨论中用法并不完全一致，所以最好不要把它当作骂人的帽子。

我们这里说的科学主义，是一种越界的科学观：科学不仅是认识自然世界极其可靠的方法，而且是获得真正知识的唯一或最高方法；凡原则上不能由科学方法验证的东西，要么没有意义，要么只是个人感觉。这一步看起来很自然。科学这么成功，为什么不再多走一步？问题就在这“一步”。因为从：科学能够非常可靠地回答某些问题，却推不出：只有科学能够回答一切有意义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科学实验的结论。它本身是一个哲学命题。你没办法做一个双盲随机对照试验，最后证明：“实验结果显示：只有实验结果才算知识。”

有点像一个人拿着扩音器宣布：“凡是不能用扩音器说出来的话都不可信！”说完以后，大家先看了一眼他手里的扩音器。科学特别擅长回答一类问题：世界事实上怎样运行？水在什么条件下沸腾？某种病毒怎样传播？这个药有没有疗效？宇宙膨胀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可以观察、测量、建立模型、提出假说、反复检验。

科学最令人敬佩的地方，甚至不是科学家从来不错。恰恰相反。科学建立了一套非常强大的纠错机制。实验可以重复。数据可以质疑。理论必须接受证据挑战。昨天的模型如果不行，今天就改。这一点与我们上一篇谈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可错论（fallibilism）很有意思地接上了。真正的科学并不因为承认“我可能错”而变弱。它恰恰因此强大。

可有些问题不是“事实怎样”这么简单。

比如：我们应该怎样做？假如科学告诉我们，某种基因编辑技术已经非常安全。很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该用它做什么？治疗遗传疾病？增强智力？选择孩子的身高？甚至根据父母偏好设计某些性状？实验室可以告诉你：能不能。但从“能”到“该不该”，中间还隔着一道桥。那座桥叫：伦理（ethics）。科学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行为的后果，却不能单凭实验数据产生“善”与“恶”。

再举一个更扎心的例子。假如有一天，神经科学已经可以极其精确地解释爱情。多巴胺多少。催产素多少。哪个脑区激活。哪条神经回路发生变化。于是科学家宣布：“爱情的生物学机制已经基本搞清楚了。”很好。可是如果旁边一个人接着说：“所以爱情不过就是这些化学反应。”等等。“由这些生理机制参与实现”，什么时候偷偷变成了“不过就是”？

一首贝多芬交响曲当然可以描述为：空气以不同频率振动，经过鼓膜，引发神经活动。全对。但如果你因此宣布：“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不过就是空气振动。”你没有说错一个物理事实。你只是漏掉了几乎所有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还原主义（reductionism）经常出现的地方。解释一个东西的物理机制，并不自动穷尽它在其他层面的意义。

这对理解“人”尤其重要。如果人最终“不过是”一组可以计算的生物过程，那么理论上，足够强大的科学加上足够强大的AI，似乎最终能够把人解释完。偏好可以预测。行为可以诱导。情绪可以调节。风险可以计算。于是我们又慢慢回到了前面那个熟悉的梦想：只要知道得足够多，我们就能管理得足够好。可是请注意：科学告诉我们“怎样更有效地影响人的行为”，并不能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权这样影响他。

AI可以帮助政府更准确地识别每一个人的位置。这是一种能力。可：政府是否应该知道每一个人的位置？这是另一个问题。摄像头可以识别人脸，算法可以预测行为，神经科学将来也许可以越来越准确地影响人的选择。技术越成功，那个问题反而越不能回避：谁决定应该怎样使用这些知识？

这里出现了一个现代社会很容易忽略的事实：科学越强大，伦理越重要。因为无能的时候，我们很多坏事只是想想。有能力以后，就真的可以做了。

核物理学告诉我们怎样释放原子核中的巨大能量。它不会自动附送一张纸条：“以下情况允许投放原子弹。”遗传学告诉我们怎样修改基因。它不会顺便证明：“什么样的人值得被设计出来。”AI告诉我们怎样更准确地预测一个人。它也不会因此获得：替这个人决定人生的权利。

所以科学进步并没有消灭哲学、伦理和神学问题。某种意义上，它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基督教在这里同样不是科学的敌人。历史当然比一句“基督教创造了现代科学”复杂得多；基督徒与科学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冲突，不能写成漂亮的宣传故事。但基督教世界观确实提供了一组很有意思的前提：世界是受造的，因此世界真实存在，而不是幻觉。受造世界有秩序，因此值得研究。

人照着上帝的形象受造，因此能够认识这个世界（《创世记》1:26–28）。但人不是创造主，因此人的认识永远具有受造的有限性（creaturely finitude）。更麻烦的是，人还是堕落者。所以科学家也会自欺，会追逐名誉，会受利益影响，会形成群体偏见。穿上白大褂，不会自动成圣。戴上博士帽，也不会突然获得全知。这不是贬低科学家。这只是拒绝给任何职业发放神性。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区别：科学（science）与科学主义（scientism）甚至具有相反的气质。真正的科学说：“根据目前证据，这是我们最好的解释。”科学主义却很容易说：“凡我的方法不能处理的，都不值得认真讨论。”前者知道自己的方法有边界。后者把自己的方法变成了世界的边界。

所以，科学主义的问题并不是：太相信科学。而是：对科学究竟是什么，反而理解得不够科学。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把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并排放在一起看看。理性主义的诱惑是：凡是合理的秩序，我都应该能够设计。科学主义的诱惑是：凡是真实的东西，我都应该能够用科学方法处理。两者背后都有一种我们已经越来越熟悉的冲动：把一种真实而珍贵的能力，扩大到它原本不属于的位置。理性很好。科学很好。AI也很好。问题总是在那个小小的“所以”：科学很成功，所以科学可以回答一切。

不。这个“所以”没有经过科学证明。不过，现代人还有最后一张很厉害的牌。好吧。人会犯错。理性有限。科学也不能回答价值问题。那我们把制度设计好不就行了吗？别指望人善良。让权力制衡权力。别指望企业家高尚。让竞争约束企业家。别指望官员无私。把程序、法律、监督全部设计好。世界不就完美了吗？

这一次听起来相当靠谱。而且我要提前说：确实靠谱。制度非常重要。问题只是——如果一个社会所有人都越来越不诚实，法官不相信正义，官员只研究怎样钻规则的空子，公民也只关心怎样从制度中多拿一点……那么，再漂亮的制度设计，会不会有一天也被人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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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制度这么重要，为什么好制度还不够？

小区新装了一套门禁系统。刷脸进门，访客登记，电梯分层授权，摄像头24小时工作。物业经理很满意：“这下安全了。”第二天，外卖小哥站在门口进不去。正好一位业主出来。“师傅，帮我拉一下门。”门开了。

多少万元的智能门禁系统，败给了一句：“麻烦您帮我拉一下。”这当然只是个小故事。但它提醒我们一件事：制度永远运行在人里面。规则可以约束人。可是理解规则、执行规则、利用规则，甚至寻找规则漏洞的——还是人。

先替制度说句公道话。制度（institutions）非常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同样一群人，在不同制度下，行为真的会不同。如果贪污没有成本，贪污自然更多；如果产权朝不保夕，人就不愿长期投资；如果法院不能公正执行契约，再诚实的商人也会变得谨慎；如果掌权者不受约束，仅仅盼望他“做个好人”，通常不是一个可靠的政治方案。

所以，反对唯制度论，绝不是反制度。恰恰因为人并不可靠，制度才重要。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那句著名的话我们前面已经遇见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可人不是天使。所以需要法律、程序、分权、监督、问责、产权和契约。到这里都没问题。问题出在下一步：只要制度设计正确，人是什么就不再重要。真的如此吗？

经济学里有一个很有用的思想：激励（incentives）很重要。

你改变游戏规则，人就会改变行为。所以一个聪明的制度设计者不会天天呼吁：“同志们，一定要大公无私啊！”而会问：怎样让一个普通人即使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也不至于轻易伤害别人？这当然比把整个社会寄托在道德口号上可靠得多。亚当·斯密（Adam Smith）早就注意到，我们每天获得面包、啤酒和肉，并不需要首先期待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出于慈善。这一点非常重要。

好的制度不应该要求人人先成为圣人，社会才能运转。可是——这是否意味着制度完全不需要德性？想象一场足球比赛。规则写得非常完整。什么叫越位，什么叫犯规，红牌黄牌怎么判，VAR也装好了。然后二十二个人上场。他们共同拥有一个新的信念：只要裁判没看见，就不算犯规。会怎么样？比赛大概还能进行。

但整个比赛会慢慢变成另一种运动：研究怎样骗过裁判。这就是制度的一个麻烦。任何规则都必须用语言表达。而语言需要解释。任何监督都有成本。任何程序都有边界。于是人类一种非常古老的创造力就出现了：钻空子。甚至可以说，制度一旦建立，人就会立刻产生关于“怎样利用这个制度”的新知识。看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有点眼熟？研究法律的目的，竟然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又是知识问题。所以，“把制度设计完美”本身也可能带上一点我们前面谈过的建构主义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色彩。

仿佛只要规则足够精密，就能够预先堵住人类未来所有可能的行为。问题是：人会学习。制度变，人也变。监管升级，规避监管的方法也升级。税法多一条，第二天可能就有人开始研究这一条怎样解释。AI可以帮助监管。AI也可以帮助寻找漏洞。你修补规则，人产生新策略；你再修补，他再调整。这并不意味着规则没有用。而是：制度不是一台造好以后就可以无人值守的机器。

更深的问题还不是钻空子。而是：谁来执行制度？宪法写着限制权力。很好。如果法院不愿执行呢？法律要求官员申报利益冲突。很好。如果监督者自己也卷进利益网络呢？媒体负责监督。很好。如果媒体只愿监督自己不喜欢的人呢？选举可以更换政府。很好。如果选民只关心“我的人赢没赢”，不再关心程序本身是否公正呢？

你会发现，走到最后，总有一些东西无法继续外包给下一套制度。因为你可以继续问：谁监督监督者？然后：谁监督那个监督监督者的人？如果无限追下去，我们大概需要一个“监督宇宙总局”。然后还得有人监督它。

所以，政治思想里有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自由制度本身，需要什么样的人？法国思想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观察美国民主时，就非常注意法律之外的东西：习惯、宗教、家庭、地方自治，以及他所谓的民情（mœurs）。

制度写在纸上。但制度能不能活着，还取决于纸外面的人。一个社会如果普遍认为：只要不违法，什么都可以；只要没有被抓，就是本事；只要程序对我有利，我就支持程序；一旦程序产生我不喜欢的结果，我就想把程序掀掉——那么，再漂亮的制度也会越来越脆弱。

因为：制度能够约束行为，却很难单靠自己生产维护制度所需要的品格。这就是所谓“唯制度论”容易忽略的地方。严格说，“唯制度论”并不是一个像理性主义、科学主义那样边界清晰的哲学学派名称。我们这里用它，是指一种制度还原论（institutional reductionism）：认为社会好坏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制度设计，只要激励结构正确，人的品格、习惯、信念和道德文化最终都不重要。

这一步走得太远了。制度当然会塑造人。可是人也会塑造制度。更准确地说：制度与人之间，是双向的。好制度可以抑制坏行为。坏习惯却可以腐蚀好制度。好法律能够给美德留下空间。但法律本身不能强迫一个人爱正义。这里，基督教对制度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态度。它既不会说：“只要人人信主，就不需要制度。”也不会说：“只要制度正确，就不需要德性。”因为基督教对人的判断比这两种说法都麻烦。

人是照着上帝形象受造的，所以能够行出真实的公共善，能够合作、立约、建立法律与制度。但人又是堕落的。因此：好人需要制度约束，坏人更需要。可同样因为人是堕落的，我们也不能把制度本身神化。因为设计制度的是罪人。解释制度的是罪人。执行制度的是罪人。监督制度的还是罪人。罪不会因为穿上制服、法袍或者西装，就突然找不到宿主。

而《圣经》对律法本身还有一个更深的洞见。律法可以告诉人什么是对的。可以限制恶。可以定罪。却不能仅凭外在规则，把一个爱恶的人变成爱善的人。

一个人可以严格遵守规则，同时满心骄傲、自义、贪婪。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批评，犀利之处就在这里：外面可以非常干净，里面却完全是另一回事（《马太福音》23:25–28）。所以基督教从来不会把救赎理解为：上帝终于颁布了一套更完善的规章制度。问题比制度深。它进入人的心。

为什么新约谈“写在心上的律法”？

旧约先知耶利米面对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以色列并不缺律法。问题是，他们有律法，却不断违背律法。于是上帝借先知应许一个新约（new covenant）：“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耶利米书》 31:33）

以色列破坏圣约之后，上帝应许将来施行更新，不只是重新颁布外在规范，而是更新祂百姓与祂的关系。到了《希伯来书》，这段经文被直接引用来解释基督所成就的新约（《希伯来书》10:16–17）。

新约运用：问题最终不是把旧制度修改几个条款，而是需要赦罪与内在更新。

基督来，不只是增加一套更精密的外在规则。祂成就新约，使罪得赦免，并借着圣灵更新祂的百姓。这当然不是一套现代政治制度设计方案。但它揭示了一个关于人的极深事实：外在秩序很重要，却不能代替内在的人。所以，一个健康的社会至少要同时拒绝两个幻想。第一个幻想是：人只要道德高尚，制度无所谓。不，罪人需要制衡。第二个幻想是：制度只要设计完美，人是什么无所谓。也不，因为制度最终仍然活在人里面。

于是我们前面三篇终于可以摆在一起了：理性是好的，但理性不是上帝。科学是好的，但科学不是上帝。制度是好的，但制度也不是上帝。问题并不是这些东西太强大。问题是我们太容易要求它们做一件它们从来做不了的事情：拯救人。而这也许揭开了一个更加隐蔽的规律。人很少拿一件完全邪恶的东西来做偶像。我们更喜欢拿一些真正好的东西：理性很好，科学很好，制度很好，市场很好，国家、家庭、自由、技术——也都可以很好。

然后，我们只做一个小小的动作：把一个好东西，再抬高一点。再高一点。直到有一天，我们开始要求它回答所有问题、满足最终盼望、解释全部世界，甚至救我们脱离人的困境。

这时候，好东西还是那个好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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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为什么最危险的偶像，常常是好东西？

假如一个人每天喝八杯水。很好。如果他因此得出结论：“水这么好，那我一天喝八十杯岂不是更好？”事情就开始不妙了。这当然是个有点极端的例子。

可人类有一种很奇怪的习惯：发现一个好东西以后，就忍不住想把它变成全部。

理性很好。于是有人希望理性解释一切。

科学很好。于是有人相信只有科学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

制度很好。于是有人觉得只要制度设计正确，人是什么已经不重要。

市场很有效。于是也有人认为市场价格可以衡量一切价值。

自由当然很好。可如果自由最后变成：“只要是我选择的，就是好的。”那么，自由自己也开始变味了。

奇怪的是，我们最容易崇拜的，往往不是坏东西。而是好东西。《圣经》把这种事情叫作偶像崇拜（idolatry）。

一听“偶像”，现代人脑子里很容易出现一尊泥塑木雕，然后松一口气：“这个问题跟我没什么关系。”可《圣经》对偶像的理解远比这深。偶像当然可以是一尊像。但偶像崇拜真正的问题，不首先在于那东西是不是木头做的，而在于：一个受造之物，被放到了只有创造主才应该占据的位置。

金钱可以是好东西，家庭是好东西，国家可以是好东西，事业、爱情、知识、健康、自由——都可以是好东西。问题不是拥有它们。问题是有一天，你开始要求其中一样东西：告诉我我是谁。给我的人生最终意义。保证我的安全，证明我的价值，救我。这时候，它承担的工作已经悄悄变了。

当代著名牧者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常常用一个很有穿透力的方式解释偶像：人心会把本来相对的、有限的好东西变成终极之物。这也与奥古斯丁（Augustine）更古老的洞见相呼应。人的问题并不总是简单地“爱坏东西”。很多时候，是爱的秩序出了问题。基督教传统后来常用爱的秩序（ordo amoris）来概括这一思想：不是所有爱都应该一样大，也不是所有对象都应该占据同样的位置。

爱孩子当然是好的。可如果孩子变成你人生全部意义的来源，爱就变味、变形了，他就不得不承担一个孩子根本承担不了的重量。事业也是。你可以认真工作。但如果事业必须证明“我值得存在”，一次失业就不再只是失去工作。它变成：我是谁，也一起塌了。所以偶像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你越需要它拯救你，它越容易奴役你。

这样再回头看我们前面十几篇，很多东西突然连起来了：

为什么人如此容易迷恋一个全能的AI？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个头脑：知道全部，预测全部，安排全部。

为什么人容易迷恋历史规律？因为如果我知道历史必然走向哪里，我就不再需要面对未来真正的不确定。

为什么理性主义有诱惑？因为我希望世界最终能够被我的理性完整整理。

为什么科学主义有诱惑？因为我希望有一种方法，能够替我裁判所有真实。

为什么唯制度论有诱惑？因为我希望设计一套完美规则，从此不必再面对人心这个麻烦。

看起来我们一直在讨论不同的问题。其实下面藏着同一个愿望：能不能找到一样东西，让有限不再那么令人不安？这就回到了《创世记》。蛇对女人说的那句话很值得留意：“你们便如神……”（《创世记》3:5）人的第一个诱惑，并不是：“你们可以变得特别坏。”而是：“你们可以像神。”这比“去做坏事”高明多了。

因为它击中了受造者一个极深的欲望：我为什么必须接受自己的位置？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决定善恶？为什么我要依赖？为什么我不能自主？为什么我的知识必须有限？为什么我的生命必须领受，而不是自己成为自己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偶像崇拜与我们这个系列一直讨论的“知识问题”，竟然接上了。

偶像崇拜不只是拜错一个对象。它背后还有一种对人的误解：受造者想占据创造主的位置。

《罗马书》为什么把罪说成一次“交换”？

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描述人的堕落时，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交换。

人“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受造之物的形像（《罗马书》1:23），又“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罗马书》1:25）。《创世记》把人放在受造界中极尊贵的位置——人照着上帝形象受造，并被托付治理其他受造物（《创世记》1:26–28）。但人始终是受造者，不是创造主。

保罗描述的罪，正是把这个秩序倒转：本来应该敬拜创造主、治理受造物的人，反过来敬拜受造物。所以罪并不总是制造一个全新的坏东西。它经常只是做一次位置交换。新约的救赎也因此不仅是“让坏人变好一点”。它是在基督里重新恢复正确的敬拜与正确的人之位置，使人不再以自己或受造物为终极中心，而归向创造主（参《歌罗西书》 1:15–20）。

这正是基督教自由观后来非常重要的基础：真正的自由，不是成为自己的神。这句话值得先放在这里。因为我们很快就要谈自由。现代世界有一个极其强大的直觉：自由就是没有别人替我决定。这里面当然有非常宝贵的东西。

国家不应该替你决定一切。社会不应该强迫良心。权力需要边界。个人应该拥有真实的选择空间。这些都是我们后面会认真维护的。但如果自由最后被定义成：没有任何高于我的东西有资格告诉我什么是善。那么自由已经从一种政治和人格上的宝贵条件，悄悄升级成了自主（autonomy）：我不仅自己选择，我还要自己成为善恶最终的来源。

这就又回到了伊甸园。所以，“把好东西放回正确的位置”，也许是这个系列越来越清楚的一条线。

市场很好。但市场不能决定人的价值。

制度很好。但制度不能更新人的心。

科学很好。但科学不能产生终极的善恶标准。

理性很好。但理性不是全知。

国家有必要。但国家不是救主。

自由极其宝贵。但自由也不是人生最终的目的。

这不是削弱这些东西。恰恰是保护它们。因为当一个有限的东西被要求承担无限的功能时，它迟早会变形。国家一旦承担救赎，就容易变成利维坦。市场一旦承担价值裁判，就可能把一切变成商品。家庭一旦承担终极意义，就可能把爱变成控制。自由一旦承担终极善，就可能连“我应该选择什么”这个问题都不许别人问。

偶像最终会毁掉我们所崇拜的那个好东西。这也让“生长的共和国”有了一条很重要的神学底线。我们当然不希望国家成为神。但解决办法绝不是：把个人变成神。不是把权力从“国家无所不能”，简单移动到：“只要是我的选择，任何人都无权评价。”真正值得寻找的自由秩序，必须同时拒绝两种神化：国家不是上帝。个人也不是上帝。

那么，自由究竟是什么？如果自由不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是“国家替我决定什么才是好生活”——中间还有第三条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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