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你自己，认识你的世界——关于知识、市场、历史、自由与信仰的思想札记（第04—06篇）
作者：赵晓
04｜你会做的，往往比会说的更多
我在农村见过这样的老师傅。他拿起一块木头，看一眼，摸一摸，说：“这一刀不能这么下。”你问为什么。他皱皱眉：“怎么跟你说呢……反正这么下要出事。”这就有点气人了。既然说不出来，你凭什么说自己“知道”？可老师傅一刀下去，偏偏是对的。
这种事情生活中多得很。老中医搭一下脉，当然有一套理论，但几十年形成的辨别能力未必能全部写进教科书；厨师抓一把盐，很少先拿电子秤——“差不多了”，最后还真差不多；老茶人闻一下，知道水温不对；修车师傅听发动机响两声，说“这里不太对”；有经验的编辑扫一眼文章，说：“这句话语法没错，就是不像人话。”
最典型的可能是骑自行车。你明明会骑。可现在给你纸笔，请写一份《人类两轮交通工具动态平衡操作规范》，要求一个从未骑过车的人严格照着做，保证第一次上车不摔。你写写看。写到第三页，大概自己都不会骑了。
原来，会做一件事，与能说清怎么做，是两回事。
20世纪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对此有一个著名表述，大意是：
我们所知道的，多于我们能够说出的。
这类嵌在经验、技能和具体判断中，难以被完全明确表达的知识，通常称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它甚至藏在一些很不起眼的地方。
一个农民抓起一把土，捻一捻，知道什么时候该播种；一个渔民看云、闻风、看水色，知道今天最好别出海；一个老商人和人谈十分钟，未必能证明什么，却觉得“这单生意不对劲”；母亲隔着房门听孩子咳嗽两声，也许已经知道今晚得多留意。
当然，这些判断都可能出错。默会知识不是神秘的“第六感”，更不是“我有经验，所以我永远正确”。它仍然需要经验检验，也可以被更好的知识纠正。
它真正提醒我们的是：知识并不都长成句子的样子。有些知识可以写进书里；有些则必须跟着人学。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古老传统如此看重“师徒”。中国人讲“师傅领进门”，欧洲中世纪的行会（guild）靠学徒制传承手艺。犹太拉比传统也很有意思：《塔木德》（Talmud）当然是高度文字化，甚至极其喜欢辩论的传统，但它保存的并不只是“答案”，而是大量案例、反问、争辩和推理过程。学生要学的，不只是背下规则，还要慢慢学会：碰到这个具体情形，究竟应该怎样判断？规则可以写下来。判断力却往往需要在人与人之间养成。
到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时代，这件事突然又变得有趣。如果所有知识都像一本操作手册，只要把规则写全，交给机器执行就行。可现代AI偏偏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也不必等人把所有规则写出来。给它足够多的例子，它同样能够学到一些连程序员自己都难以明确表达的模式。
所以，不能简单说：“人有默会知识，AI没有，因此人赢了。”事情哪有这么便宜。
真正值得问的是：机器从海量历史数据中学到的模式，与一个人在真实世界中经过生活、实践、失败和判断而形成的“会”，究竟有多相似，又有多不同？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会回来。眼下要聊的是，默会知识给第一篇那个“AI能不能计划整个经济”的问题添了一点麻烦。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告诉我们，社会知识是分散的（dispersed knowledge）。现在我们又发现：知识不但散落在千千万万个人那里，其中一些甚至没有被完整地“说”出来。于是，“把全社会的知识都收集起来”这句话，听起来就不像把全国Excel表格合并一下那么简单了。
因为在问：“怎么把知识集中起来？”以前，我们恐怕还得问一句：“你准备集中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不过先别把问题弄得太玄。下一篇，我们去楼下买点水果。
那个卖了二十年西瓜、桃子和葡萄的老板，可能没读过一天经济学。可什么时候该多进两箱西瓜，他常常比经济学博士知道得早。奇怪了——楼下水果店老板，到底知道了什么？
05｜楼下水果店老板，到底知道了什么？
楼下水果店的老板今天一早把西瓜搬到了门口，还比平常多进了十几箱。你问：“怎么突然进这么多？”他说：“今天会热。”“天气预报？”“也不全是。学校今天放假，下午人多。前面那家店的西瓜昨天卖空了。再说这批瓜熟得快，不赶紧卖，过两天就不好了。”你再问：“所以你建立了一个多变量需求预测模型？”
老板看你一眼：“你到底买不买？”
这其实是经济学里一个很深的问题。老板知道天气，知道附近学校什么时候放假，知道竞争对手昨天卖得怎么样，知道这一批西瓜能放几天，也知道这个小区的人天气一热就爱买瓜。
这些知识单独看，都不惊天动地。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与某个具体的人、具体的地点和具体的时刻有关。
1937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在《经济学与知识》（Economics and Knowledge）中已经开始追问经济学里的“知识”问题；到1945年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锋利。
哈耶克提醒我们：经济生活所依赖的知识，并不是整整齐齐地摆在某个地方，等经济学家拿来计算。
它是分散的（dispersed）。而且许多知识是关于“此时此地具体情况”的知识——哈耶克称之为对特定时间与地点之情况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
这句话听上去很学术，其实楼下老板天天都在用。
比如今天下午三点，突然下雨。水果店老板立即把门口的瓜往里搬，又少开了一箱桃子。这个信息当然可以上传云端。问题是：等它进入数据库、被分类、汇总、处理，再成为一项“全国水果供需信息”时，老板已经把瓜搬完了。因为对他来说，最重要的知识可能就是：现在，下雨了。
这类知识很不起眼，却到处都是。出租车司机知道体育场今晚散场后哪个路口最堵；餐馆老板知道隔壁公司最近加班，夜宵要多备一点；工厂主管知道某个供应商虽然报价便宜，但最近交货越来越不靠谱；做外贸的人知道某个客户邮件里突然换了一种口气，可能意味着订单要有变化。
这些东西并非都不能数字化。今天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传感器和实时数据系统，确实能够收集过去难以想象的信息。所以不能偷懒地说：“哈耶克说知识分散，因此AI永远不可能集中知识。”
这不是一个严谨的结论。AI恰恰使过去大量分散的信息变得可以汇总、分析和即时处理。技术改变了知识协调的成本，这是事实。
但哈耶克的问题仍然没有消失。因为“知识分散”不只是说：数据分别存在一千万台电脑里。更深的意思是：不同的人身处不同处境，因此知道不同的事情；而哪些事情此刻重要，也往往只有在具体行动中才显现出来。
水果店老板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脑子里装着一个“小型国家统计局”。恰恰相反。他不知道全国水果产量，不知道全国居民消费指数，也不知道全国冷链运输的完整数据。他只知道自己门口这一小块地方。可奇怪的是，一个社会并不要求每个水果店老板都知道全国，照样能够运转。
这就留下了一个比“知识分散”更奇怪的问题：如果每个人只知道一小块，谁知道全部？答案很可能是：没有人。
那麻烦就来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今天全国应该运多少西瓜、多少桃子、多少苹果到什么地方；没有一个头脑掌握千万人此刻不断变化的需要、机会和约束。可是每天早晨，当我们走进城市，面包店里通常有面包，咖啡店里有咖啡，楼下水果店里居然真的有西瓜。
没人给几百万家店统一下令：“同志们，今日北京朝阳区气温升高，请西瓜供应量增加17.3%。”它们却在不断调整。没有一个人知道全貌，为什么整个社会没有因此乱套？这恐怕才是哈耶克真正迷人的问题。
下一篇，我们暂时不看整个社会。就看你桌上那支不起眼的铅笔。你也许觉得，铅笔有什么好研究的？那就试试看：
从种树、伐木、石墨、黏土、油漆、金属、橡皮，到机器、运输、电力——一支铅笔，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会制造？
06｜一支铅笔，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会制造？
拿起桌上一支最普通的铅笔。然后问自己一个有点傻的问题：你会制造它吗？当然会，不就是一根木头，中间塞根铅芯，尾巴装块橡皮吗？
好。那么从头开始。先别去文具店买木条。你得找一棵合适的树，种下去，等它长大，砍下来，运到锯木厂，切割、烘干，再加工成合适的木片。
等等——砍树的锯子哪里来？炼钢。炼钢的铁矿石哪里来？矿山。矿山的机器呢？
再等等，我们好像只是想做一支两块钱的铅笔。事情已经失控了。还没说铅芯。我们叫它“铅芯”，其实主要原料并不是铅，而是石墨（graphite）和黏土等材料。石墨要开采、精选、加工；不同配比决定铅芯软硬。外面的油漆需要颜料和化工原料；尾部的小金属箍通常要经过金属加工；如果还有橡皮擦，又牵涉橡胶或合成材料。
再往后追，就会发现铁路、卡车、港口、石油、电力、机器制造、金融、保险……
你原来只想做一支铅笔。最后却差点需要重建一个文明。
1958年，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创办人伦纳德·里德（Leonard E. Read）发表了一篇后来很有名的短文《我，铅笔》（I, Pencil）。他让一支铅笔自己“开口说话”，告诉读者一个看似夸张的事实：没有一个人独自知道怎样从头到尾制造我。
这句话当然要准确理解。它不是说世界上没有铅笔工程师，也不是说铅笔工厂不知道自己的生产流程。它真正指出的是：如果把“制造一支铅笔”追溯到全部原料、设备、能源、运输以及制造这些设备的设备，那么支撑这支铅笔出现的知识，分散在无数彼此甚至素不相识的人手里。
伐木工人未必懂石墨。矿工未必懂油漆。化工工程师未必知道怎样种树。卡车司机不需要研究橡胶配方。而那个最后把铅笔装进盒子的人，甚至可能从没见过生产石墨的矿山。
奇怪的是——他们不需要彼此认识，也不需要有一个人懂得全部，铅笔还是出现了。这就把我们上一篇的问题推进了一步。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关心的，不仅是分散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存在于不同的人那里，更是一个协调问题（coordination problem）：
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人掌握全部知识，这些人的行动为什么能够彼此配合？
想想看，这其实很不可思议。
早晨你去面包店买一个面包。种麦子的农民不认识你。生产收割机的人不知道你今天早餐想吃什么。磨面粉的人不知道这袋面最后去了哪家店。烤面包的人甚至不知道你几点起床。可是八点零五分，你走进店里——面包在那里等你。没有一个“世界早餐总指挥部”或者“菜篮子办公室”凌晨三点发布命令：“编号384729号居民今日预计8:05起床，请有关部门立即调拨小麦37克。”社会却完成了协调。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市场不会短缺、不会浪费、不会犯错，更不意味着所有自发形成的结果都是好的。能够协调，不等于永远正确；有效率，也不等于合乎正义。这是以后谈市场与道德时必须分清的界线。
眼下真正令人惊奇的是另一件事：一个复杂秩序（complex order），竟然可能在没有任何参与者掌握全貌的情况下形成。
这对我们理解“秩序”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人很容易有一种直觉：这么复杂的东西，如果运转得井井有条，背后一定有一个计划当局，甚至更聪明的伟大领袖在统一安排。
一家公司也许如此。一支军队也许如此。可一个由几亿人组成的市场呢？如果没有一个人知道全部，那么这些散落各处的知识究竟靠什么彼此协调？答案的一部分，就藏在我们每天看见、却很少认真想过的一样东西里：价格（price）。
比如有一天，世界某个角落发生了一件你完全不知道的事。第二天你去采购，老板只告诉你两个字：“贵了。”你不知道为什么。可你已经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
奇怪——究竟是谁在通过这个价格对你“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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