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你自己，认识你的世界——关于知识、市场、历史、自由与信仰的思想札记（第10—12篇）

作者：赵晓

10｜AI能计划整个经济吗？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了

绕了一圈，我们终于可以回到第一篇的问题：如果AI足够强大，计划经济是不是就可行了？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这个问题不能只用一句话回答。因为AI确实改变了很多。一家连锁超市可以根据天气、节假日、历史销量和实时库存，预测明天应该往哪家门店多送几箱矿泉水；外卖平台可以根据订单和路况调度骑手；电网可以实时平衡供需；工厂可以用算法减少库存和浪费。

如果把这些能力放到五十年前，简直像魔法。所以，如果所谓“计划”只是指：利用更多数据和更强计算能力，把一个已经确定目标的组织管理得更好。答案当然是：AI可以，而且正在这样做。问题是：一家企业能够计划，为什么整个社会不能变成一家巨型企业？这才是事情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假如你开一家火锅店。你可以决定今晚买多少牛肉、安排几个服务员、几点打烊。为什么？因为许多关键问题已经替你解决了。你不用计划四川今年种多少辣椒。不用决定内蒙古应该养多少头牛。不用安排炼钢厂生产多少不锈钢给你的火锅。你只需要看到：辣椒多少钱，牛肉多少钱，锅多少钱。也就是说，企业内部的计划，恰恰生活在企业外部的市场之中。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关心的正是这里的知识问题（knowledge problem）：社会协调所需要的知识分散在无数人手中，而不是预先完整地交给某个中央头脑。

计划一家火锅店，与计划整个经济，并不是“规模扩大一百万倍”这么简单。因为当你把市场本身取消以后，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出现了：原来帮助你作计划的那些价格，从哪里来？

还记得“二师兄”吗？猪肉贵了。你少买一斤。养殖户却可能决定多养一些。同一个价格，让处境不同的人作出不同决定。而这些决定又会产生新的价格。这意味着价格机制（price mechanism）并不只是一个巨型公告牌，负责把已经存在的信息公布出来。它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现和协调知识的过程。这里尤其容易产生一个误会。

我们想象超级AI时，很容易在脑中出现一张巨大的Excel表格：全国有多少钢铁、多少猪、多少房子、多少医生、多少劳动力；每个人喜欢什么，也全部列在里面。然后问：“这么完整的数据，AI还算不出来吗？”也许算得出来。可问题是：谁告诉AI应该算哪一个答案？

比如，一吨钢应该拿来造桥，还是造汽车？一块城市土地应该建医院、商场，还是住宅？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应该去做程序员、教师，还是开咖啡馆？这些选择面对的不只是技术约束。它们还涉及千百万人不同的偏好、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风险判断和未来预期。更麻烦的是，这些偏好并不总是固定的。

你今天问我：“明年你愿意花多少钱买一副AI眼镜？”我的诚实回答可能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还没见过明年的AI眼镜。甚至发明它的人今天也不知道最后会做成什么样。于是，计划者面对的就不是一道答案已经存在、只等计算的数学题。有些答案要在尝试、竞争、失败和发现中才出现。这就是市场竞争（market competition）容易被忽略的一面。竞争当然是在争夺利润。但竞争也在做另一件事：发现。

有人开一家店，失败了。这个失败很难看，却产生了知识：原来这里的人不愿意为这种东西付这个价钱。另一个人换一种办法，成功了。于是我们又知道了一件以前并不知道的事情：原来这样可以。市场不只是处理答案。它也在寻找答案。这就让AI与计划经济的问题发生了一个微妙变化。AI特别擅长的，是在巨量已有信息中寻找模式。它还可以参与实验、生成方案，甚至帮助发现新的知识。所以AI当然会改变市场，也会改变企业和政府能够计划的范围。但这与“AI可以取代整个市场”仍然不是同一个命题。因为一个社会需要解决的，并不只是：怎样更快处理已经存在的信息？还包括：哪些信息重要？哪些机会尚未被发现？人下一步会怎样改变选择？哪些失败值得承受？谁承担判断错误的代价？而这些问题，不会因为算力增加就自动消失。

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词一直躲在“AI计划经济”这句话后面。谁的AI？谁设定目标？谁决定“最优”是什么意思？是总产量最大？碳排放最少？就业最多？收入最平均？创新最快？老人优先，还是儿童优先？现在问题已经不再只是经济学。因为任何“最优配置”，都必须先回答：什么叫“优”？

AI可以帮助你寻找达到目标的手段。可目标本身从哪里来？一旦有人说：“把数据交给我们，把AI交给我们，我们会替整个社会找到最优答案。”你应该再问一句：“你说的‘最优’，是谁的最优？”到了这里，我们终于可以给第一篇一个比较完整的回答。AI会使许多计划变得更好，却没有因此消除哈耶克意义上的知识问题。

它能扩大我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却不能把一个不断产生新知识、不断改变偏好、由无数具体的人行动构成的社会，简单变成一道数据齐全的优化题。所以真正危险的“AI乌托邦”，未必是机器突然获得了全知。更可能是：机器仍然有限，人却因为机器太强大，开始忘记自己的有限。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比计划经济更大的问题。市场至少会不断告诉计划者：你错了。商品卖不出去，企业会亏损；判断错误，要付代价。可如果一个人不仅认为自己能够计划经济，而且相信自己已经知道整个社会应该往哪里走呢？那时，他需要的就不只是一台更强大的计算机。他还需要一个更宏大的东西：一套关于历史的理论。然后他说：“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是历史的必然。”等等。

历史什么时候开始替人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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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历史什么时候开始会说话了？

11｜历史什么时候开始会说话了？

你大概听过这些话：“这是历史的选择。”“他们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终将证明谁是正确的。”

听多了，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有一天，你突然较真一下：等等，历史什么时候会说话了？历史有嘴吗？它会选择吗？会要求吗？会审判吗？如果不会，那么每当有人告诉我们“历史要求如此”的时候，真正说话的究竟是谁？事情开始有意思了。

我们平常说“历史证明”，很多时候当然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比如一种制度实行几十年以后出现严重后果，我们说“历史证明这个办法行不通”，无非是说：过去发生的事情给了我们经验和证据。这没什么神秘。但还有另一种“历史”，就不太一样了。它不只告诉你过去发生了什么。它还告诉你：未来必然发生什么。甚至进一步告诉你：你现在应该站在哪一边。这时，“历史”已经悄悄从过去发生的事件，变成了一个仿佛有方向、有意志、有裁判权的东西。于是一些很奇怪的句子开始显得理所当然：历史选择了谁。历史抛弃了谁。历史要求我们做什么。谁代表先进的历史方向。谁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仔细想想，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历史研究了。它背后藏着一种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

19世纪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把历史理解为一个具有内在理性结构的发展过程。到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那里，历史发展的动力被重新放到物质生产、社会关系和阶级冲突中来理解。

这里必须谨慎一点。不能把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后来各种政治口号统统塞进一个袋子里。两人的历史哲学有重要差异，马克思主义内部对于历史必然性也一直存在复杂争论。但现代政治思想中确实出现了一种极有吸引力的观念：历史不只是发生了；历史正在朝某个可以被认识的方向发展。

这就带来一个诱惑。如果历史有规律，而这个规律能够被认识——那么，谁认识了它，谁就获得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普通人只看见今天。他却自称能看见明天。普通人觉得自己在选择。他却自称知道哪些选择注定失败。普通人说：“我不同意。”他甚至可以自信满满地回答：“那只是因为你还没有认识到历史规律。”到这里，知识问题已经开始变成权力问题。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把他所批判的这种思想倾向称为历史主义（historicism）。

这个词容易误解。波普尔不是反对研究历史，也不是说历史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更不是认为社会生活毫无规律可言。他所批判的是一种更强的“历史决定论”主张：把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趋势或节律视为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并认为借此能够预测人类历史未来的总体进程。

为什么他如此警惕这种思想？我们前面其实已经得到了一部分答案。未来历史会受到未来知识的影响。可是未来的知识，今天并不能被我们完整地预先知道。如果你今天已经知道明天将发现什么，那就已经不是明天才发现的知识了。因此，人可以预测很多事情，可以研究趋势，可以作条件性判断，却不能因此声称：“我已经掌握了人类历史未来发展的必然道路。”

不过，波普尔的警告还有另一层。一旦有人相信自己知道历史必然走向哪里，反对他的人就会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因为你不再只是：“与我意见不同。”你变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两个说法的政治后果完全不同。

前者允许争论：你有你的判断，我有我的判断，我们拿事实和理由来说话。后者却很容易结束争论：你既然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还有什么好讨论的？于是，一个原本关于知识的主张：“我知道历史往哪里走。”慢慢可能变成一个关于权力的主张：“所以我有资格带你往那里走。”甚至再往前一步：“如果你不肯走，我可以替历史推你一把。”

这时候，“历史”就真的开始说话了。只不过仔细听——说话的一直是人。

这也是为什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句话值得格外小心。一个主张当然可能是正确的。奴隶制可以被谴责，种族迫害可以被谴责，暴政可以被谴责。但它们之所以错误，不是因为后来“历史站到了另一边”。

如果一件事是邪恶的，它需要的是一个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而不是等未来给今天投票。否则会出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假如某种暴政最后赢了，而且维持了五百年——它就因为“赢得历史”而变成正义了吗？显然不是。发生了什么，与应该发生什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历史可以告诉我们后果。却不能仅凭胜负替我们创造善恶。

可是，现在麻烦又来了。

如果历史不会说话，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所谓历史必然规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历史根本没有方向？帝国兴亡、战争革命、一个孩子出生、一个文明消失，不过是无数偶然事件碰撞出来的结果？这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许我们把两个问题混在了一起：历史有没有方向？和人能不能站在历史之外，预先掌握这个方向？这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一个坐在汽车后排的孩子不知道下一个路口往左还是往右，并不能仅凭自己的不知道，就证明：这辆车没有目的地。于是，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个系列开始时一直藏在后面的那个问题：如果人不能掌握历史，历史还可能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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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未来不可预测，为什么不等于未来没有方向？

12｜未来不可预测，为什么不等于未来没有方向？

一个孩子坐在汽车后排。他不知道下一个路口爸爸会左转还是右转，也不知道还要开多久。于是他说：“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

这句话没问题。可如果他接着说：“所以这辆车一定没有目的地。”问题就来了。“我不知道目的地”，和“根本没有目的地”，是两回事。这个区别看起来简单，却可能是我们理解历史时最容易混淆的地方之一。

上一篇谈到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波普尔批判历史主义（historicism），一个重要理由是：人类历史会受到知识增长（growth of knowledge）的深刻影响，而未来知识的具体内容不可能被今天预先完整知道。

所以，没有人能够站在今天，把未来几百年的人类历史像行星轨道一样计算出来。

这是一种关于人的知识边界的判断。可是，我们很容易悄悄多走一步：既然人不能预知历史的总体进程，那么历史就没有总体方向。等等。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从：“我不知道。”并不能推出：“不存在。”这中间差了一大步。

想想天气。我不知道明年8月17日下午三点会不会下雨，不等于明年8月17日没有天气。再想想一本你第一次读的小说。读到第80页，你不知道第300页谁会死、谁会结婚、谁原来一直在撒谎。这并不意味着作者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当然，历史不是小说，人也不是小说人物。这个比喻只能走到这里。但它帮助我们看清一个认识论上的区别：认识上的不确定（epistemic uncertainty），不等于存在上的无目的（ontological purposelessness）。

换句话说：不可预测（unpredictability），不等于无目的（purposelessness）。

走到这里，基督教与波普尔有趣的交集和分歧终于显出来了。在一个重要意义上，基督教甚至比波普尔更早、更彻底地拒绝人的“上帝视角”。《圣经》从不把人描写成能够掌握历史全局的观察者。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申命记》 29:29）

人可以筹算，却不能掌管明天；人可以观察世界，却不能穷尽上帝的作为（《传道书》 8:17；《雅各书》 4:13–15）。

从改革宗传统来说，这背后是一条非常根本的界线：创造主—受造者之别（Creator–creature distinction）。人是受造者（creature）。所以人的知识可以是真的，却不需要是穷尽的。我们可以知道一些事情，而且真的知道；但我们永远不是站在时间之外、同时看见开端与结局的那个认识者。这与我们前面谈哈耶克时发现的事情，竟有一点遥远的呼应。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提醒我们：没有一个市场参与者掌握整个社会的知识。波普尔提醒我们：没有一个历史研究者能够预先拥有未来才会增长的知识。基督教则把这个问题再往深处推了一层：这不是一个等待技术最终克服的尴尬，而首先是人的位置。有限，并不是一种等待升级修复的系统故障。有限是受造者的身份。

可是基督教也正是在这里与波普尔分开。波普尔的论证能够告诉我们：人不能科学地预言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它本身却不能告诉我们：历史究竟有没有终极目的。这是另一个问题。基督教对此给出了一个极其强烈的回答：有。不是因为人发现了一条隐藏在历史背后的公式。也不是因为某个阶级、民族、政党或者哲学家终于破解了“历史密码”。而是因为历史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无人掌管的过程。它在上帝的护理（divine providence）之下。

《威斯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第五章谈论上帝的护理时，一方面强调上帝对万有的治理，另一方面又明确保留第二因（secondary causes）的真实性。这很重要。基督教的护理观不是说：既然上帝掌管，所以人的选择都是假的。恰恰相反。人真的思想，真的选择，真的创造，也真的犯罪；战争有战争的原因，经济危机有经济危机的机制，一个帝国的衰亡也需要历史学家认真研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原因。

上帝的护理不是第二因的竞争者。所以基督徒不能因为相信护理，就偷懒地停止研究历史。这也让基督教的历史观与一种世俗的“历史必然论”出现了极重要的区别。历史主义者可能说：“我发现了历史规律，所以我知道历史将走向哪里。”基督徒说的不是这个。基督徒说：“我并不知道明天具体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历史属于谁。”这两个“知道”完全不同。前一个声称拥有的是预测（prediction）。后一个依靠的是应许（promise）。基督徒并不是因为建立了一个比波普尔更强的历史预测模型，才相信基督最终得胜。他相信，是因为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Jesus Christ）里行动，并且赐下应许。

这就是《圣经》历史观最根本的中心。

旧约如何进入新约。

新约谈历史终局时，并不是凭空发明了一套新的历史哲学。例如彼得在五旬节引用《约珥书》（《约珥书》2:28–32；《使徒行传 》2:16–21）。约珥原来的语境，是上帝审判与复兴祂百姓，并应许将祂的灵浇灌下来。到了使徒行传，彼得宣告：这应许正在基督的死、复活、升天和圣灵降临中进入实现。

于是《圣经》理解历史的方法，不是：先找到一条抽象规律，再把未来推算出来。而是：上帝应许——上帝行动——基督成全——历史走向新创造。这是一条救赎历史（redemptive history）的线。基督是钥匙。

这样一来，我们终于可以回答标题的问题。未来不可预测，为什么不等于未来没有方向？因为这两个命题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一个问：人知道多少？另一个问：历史属于谁？基督教甚至可以同时说两句话：我们不知道明天。以及：历史并非没有目的。这不是矛盾。这恰恰是创造主与受造者之间那条界线的结果。人不知道明天，所以不能把自己的政治方案冒充“历史的必然”。上帝掌管历史，所以也不必因为不知道明天，就相信世界最终只是偶然与虚无。

可是，一个新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如果上帝掌管历史，而人又不能掌握历史，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自己的知识？是不是因为有限，我们就什么也不能真正知道？当然不是。

这一路走来，我们已经发现：水果店老板知道一些事情。老师傅知道一些事情。市场价格传递一些事情。AI也真的能够知道越来越多的事情。问题从来不是“人能不能知道”。问题是：一个有限的人，能不能承认自己是在有限的位置上真实地知道？也许真正的智慧，既不是宣称自己什么都知道，也不是怀疑自己什么都不能知道。而是终于知道：我是谁。以及——我不是谁。于是，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个系列从第一篇开始就一直绕着走、却还没有正面打开的问题：

13｜有没有一个位置，可以看见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