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你自己，认识你的世界——关于知识、市场、历史、自由与信仰的思想札记（第07—09篇）

作者：赵晓

07｜贵了——究竟是谁在对你说话？

你去菜市场买肉。

“排骨多少钱一斤？”老板报了个价。“这么贵？上个月不是还便宜吗？”老板手里的刀没停：“二师兄又涨了。”“为什么涨？”老板抬头看看你：“我要知道，我就不在这儿卖肉了。”

有道理。

于是你原本打算买两斤排骨，想了一下：“那就一斤吧。再给我来点鸡肉。”然后拎着菜回家。整个过程大概一分钟。可就在这一分钟里，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庞大经济系统，向你传递了一条信息，而且改变了你的行为。

你并不知道猪肉为什么涨。也许饲料成本变了，也许生猪存栏发生变化，也许养殖户前一轮亏得太厉害，减少了补栏；也可能是疫病、运输、季节性需求，或者几种因素碰到了一起。中国人甚至给猪肉价格这种周期性起伏起了一个颇有特色的名字：“猪周期”（hog cycle）。

猪肉价格高了，养殖利润改善，大家愿意多养；可猪不是今天决定养，明天就能摆上肉案。等新增产能陆续出来，供应多了，价格又可能下去；价格太低，养殖户亏损、退出或减少补栏，过一段时间供应收缩，价格又可能上来。“二师兄”就这样时而身价倍增，时而跌落凡间。

当然，现实中的猪周期比这个简单故事复杂得多，政策、疫病、饲料价格、养殖结构和需求变化都会介入。但我们今天真正感兴趣的不是研究二师兄。而是研究离不开二师兄的你。因为你站在菜市场里，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全国有多少头猪，不知道玉米和豆粕价格怎样变化，不知道哪家养殖场正在补栏，也没有读《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可是你已经作出了一个与千里之外无数变化有关的决定：少买一斤排骨。谁告诉你的？没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一个数字告诉了你：价格（price）。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认为，价格最奇妙的作用之一，就在这里。

我们平常理解价格，只觉得它回答一个问题：这东西多少钱？可价格还做了另一件事：它让一个并不知道全部情况的人，也能够对别人知道的事情作出反应。哈耶克在1945年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中举的不是猪肉，而是锡（tin）。

假设某种原因导致锡变得更加稀缺。原因究竟是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也许一个锡矿出了问题；也许某种新用途突然增加了对锡的需求。使用锡的人甚至不需要知道原因。他只看到：锡贵了。于是开始节约锡，或者寻找替代材料。替代材料的需求随之增加，价格也可能发生变化；于是另一群根本没听说过锡矿发生什么的人，也开始调整自己的选择。信息就这样一圈一圈传出去。

非常奇怪：没有人知道整个故事，可许多人已经开始根据这个故事行动。这就把我们前面几篇谈到的分散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连接起来了。养猪的人知道猪场的情况。饲料商知道玉米和豆粕的情况。肉贩知道今天顾客多不多。你知道今晚一家人想吃什么，以及钱包里还有多少钱。每个人知道一点。没有人知道全部。

市场并不要求先把所有这些知识送到一个“总指挥”那里，由他弄明白全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再向每个人发布指令：“鉴于生猪供求变化，张先生今晚排骨采购量由两斤调整为一斤，同时增加鸡肉750克。”你自己就改了。更有意思的是，面对同一个“猪肉涨价”，不同的人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

你少买一斤。饭店老板可能调整菜单。肉贩可能少进一点货。养殖户看到价格持续上涨，却可能决定：多养。同一个价格，没有向所有人发出同一道命令。每个人只是根据自己的局部知识作出自己的决定。而这些决定又彼此影响。这就是价格机制（price mechanism）神奇的地方。它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没有把整个世界告诉你。恰恰相反，它把极其复杂的变化，压缩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信号：贵了。你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已经足够让你重新考虑今晚到底吃排骨，还是吃鸡。

当然，价格不是神谕。市场会犯错，会恐慌，会投机，会出现泡沫；价格还受到制度、政策、垄断和各种外部冲击的影响。而且有一条界线尤其重要：价格能够帮助协调选择，却不能替我们判断善恶。

一个东西很贵，不等于它高贵。一个东西没有价格，也不等于它没有价值。母亲照顾孩子没有市场报价。友情没有价格。人的尊严更不应该挂牌出售。所以，理解价格，不是崇拜价格。我们真正发现的是另一件事情：一个复杂社会并不需要每个人都知道全部，才能形成某种协调。

这就有点反直觉了。因为我们很容易觉得：凡是复杂而有秩序的东西，总得先有一个聪明人把它完整设计出来吧？

真的吗？想想你现在正在读的中文。谁设计了中文？是哪一年？在哪里开的会？第一版《中文总体设计方案》又是谁批准的？好像都没有。可我们居然彼此看得懂。事情开始越来越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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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没有人设计语言，为什么我们却听得懂彼此？

08｜没有人设计语言，为什么我们却听得懂彼此？

一个北京人说：“您吃了吗？”他更多是问候，有时候并不真想知道你吃没吃。

一个四川人说：“要得。”你最好知道这通常不是在讨论“得到什么”。

广东人讲“饮茶”，上海人说“侬”，东北话里一句“咋整”，到了福建、广东的一些地方，你甚至会发现：大家明明都在说“汉语”，彼此却可能需要普通话来翻译。

中国方言的丰富程度，有时候让人怀疑：这到底是谁设计的？答案是：没有谁。至少，没有一个“中华语言设计委员会”在三千年前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北方以后多用“儿化音”；四川地区批准使用“要得”；粤语保留较多古汉语语音特征；闽语另行制定方案，情况比较复杂。

没有这样的会议。可语言偏偏形成了。而且不只是形成，它还有规则。你可以说一句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别人却能听懂；小孩子甚至没有读过《现代汉语语法》，几年下来已经会把大多数词放在差不多正确的位置。

这就很奇怪了：没有总设计师，为什么会有如此复杂的秩序？人类当然也认真尝试过“设计语言”。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波兰眼科医生路德维克·柴门霍夫（L. L. Zamenhof）在19世纪后期创制的世界语（Esperanto）。

它的理想相当动人。既然民族语言如此复杂，又给不同民族交流造成障碍，为什么不设计一种更规则、更容易学习的共同语言？1887年，柴门霍夫发表了世界语的早期方案。它的语法有意设计得相对规则，也逐渐形成了一个跨国使用者社群。直到今天，世界语并没有消失。但它也没有如设想那样，成为人类共同使用的世界语言。反倒是那些没有总体设计师、满身不规则变化、历史包袱一大堆的自然语言，继续活得好好的。

英语，尤其不像一个优秀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东西。不规则动词、拼写和发音之间令人抓狂的关系、从拉丁语、法语、日耳曼语等不同来源吸收的大量词汇……如果交给一个程序员重构，大概第一天就会要求：“这个系统技术债太多，建议全部重写。”可它偏偏成了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

为什么？因为语言首先不是一张设计图。它是一代又一代人在使用中形成的。

到这里，我们又碰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关心的那个问题。有些秩序是人为组织出来的。军队需要指挥系统，公司有组织架构，建筑师先画图纸再盖房子。可是还有一些秩序，并不是某个人先在脑中画出完整蓝图，再命令所有人照着执行。它们是在无数人的行动、模仿、选择、纠正和长期互动中逐渐形成的。

哈耶克把这类现象放在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框架下理解。语言、习俗、普通法传统以及市场，是他经常讨论的例子。“自发”很容易让人误解。它不是说：大家随便来，于是奇迹发生了。更不是说：凡是自然长出来的东西都是好的。语言有规则，市场有制度，习俗也可能非常顽固。“自发秩序”真正要强调的是：秩序可以是人的行动造成的，却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总体设计。

这句话值得慢一点读。因为它打破了一个很顽固的直觉：凡是有秩序，就一定有人事先设计了整个秩序。未必。

语言还有一件比市场更有意思的地方。它不仅帮助我们交流。它还参与我们的思考。

20世纪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中写过一句极有名的话，大意是：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句话后来被简化为“语言是思想的边界”。我们不能粗暴地理解成“没有某个词，就绝对不可能有某种思想”，因为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没有那么简单。

但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拥有更准确的词汇，往往能够帮助我们作出更精细的区分。比如一个人只会说：“我不舒服。”另一个人却能够分辨：“我是愤怒、羞耻、嫉妒，还是恐惧？”后者未必更聪明。但他拥有更精细的语言工具，可以帮助自己更准确地观察内心。

政治和公共生活也是如此。如果一些词不能说，一些概念不能讨论，一些区分逐渐消失，人可能并不会立即失去思考能力。人脑不是词典。但久而久之，一个社会表达复杂思想的能力可能会贫乏。这就是为什么对语言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值得警惕。

最有效的思想限制，有时甚至不需要有人每天告诉你：“不许这样想。”只需要让你慢慢养成一个习惯：“这句话最好别说。”再过一段时间：“这个词最好别用。”再后来：“算了，也别想那么复杂了。”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小说《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中虚构的新话（Newspeak），正是把这种危险推到极端：通过不断压缩词汇和表达可能性，使某些思想越来越难以形成和表达。

当然，小说不是社会科学的证明。现实中的语言也远比“删掉一个词，就删除一种思想”复杂。但奥威尔提出的那个问题仍然值得留下：如果语言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那么一个越来越害怕使用语言的人，会不会也越来越难以自由而精确地认识世界？

这样再回头看那些听起来“乱七八糟”的方言，忽然觉得它们有点可爱了。“咋整。”“要得。”“侬晓得伐。”它们不是哪个中央语言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千百万人说着、改着、借着、忘着，又创造着。旧词改变意思，新词不断冒出来，外来语进入，本地方言又给共同语添上新的味道。

语言活着，因为人在使用它。秩序，也可能活着。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如果语言可以没有总设计师，价格可以协调没有见过彼此的人，一支铅笔可以由没有任何一个人掌握全貌的生产网络制造出来——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一个复杂社会？尤其到了AI时代。假如有一天，一台机器真的能够收集前所未有的数据，理解我们的语言，预测我们的选择——那个第一篇留下的问题就该重新拿出来了：现在，我们可以设计整个社会了吗？还是说，我们至今仍然把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混在一起：

计算得更多，和知道得更多，真的是一回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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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如果把全世界的数据都交给AI呢？

09｜如果把全世界的数据都交给AI呢？

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做到了。

城市里每一辆汽车在哪里，AI知道。每一家商店卖掉了什么，它知道。工厂的库存、银行的资金流、医院的床位、居民的消费习惯、手机的位置、道路上的摄像头——全都实时联网。它不睡觉，不请假，不会忘记。

一个人看不过来一亿个摄像头。AI可以。一个计划委员会分析不了十亿消费者每秒钟产生的数据。AI也许可以。那么，我们是不是终于造出了哈耶克没有想到的东西：一个能够“看见整个社会”的大脑？甚至有人会忍不住再往前想一步：如果它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算得动，还越来越能够预测人的行为——我们人类是不是快要造出一个“小上帝”了？

先别急。这个梦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实注脚。

伊朗曾经建立了庞大的监控摄像网络。这些眼睛遍布街头和交通系统，其中一项用途，就是识别、追踪和控制国内的抗议与异议活动。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很诱人：过去警察看不见的，现在摄像头看见了。过去一万个人分析不了的影像，现在AI可以分析。

当代法老终于有了更多的眼睛。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据2026年美联社和《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长期入侵德黑兰的交通和街头摄像系统，并把这些影像用于追踪伊朗高层人员；AI又使海量影像能够被迅速搜索、识别和分析。

于是出现了一个几乎像政治寓言一样的场景：原本用来监视人民的眼睛，后来被敌人借去监视了统治者。这件事当然不能“证明”中央计划必然失败。它说明的是另一个常被技术乌托邦忽略的问题：信息集中不仅集中能力，也集中风险。

你造了一只越来越大的“眼睛”。问题是：谁控制这只眼睛？谁保证输入它的信息是真的？谁决定它优化什么目标？谁纠正它的错误？如果它被欺骗怎么办？如果它被黑进去怎么办？如果掌握它的人本身就是问题呢？

突然之间“让AI知道一切”不再只是一个计算问题。它变成了一个知识问题、制度问题和权力问题。而且，即使我们作一个对AI最有利的假设：没有黑客。没有腐败。没有虚假数据。计划者也完全善良。机器强大到可以实时处理全国所有已经产生的数据。

问题仍然没有结束。因为：已经产生的数据，等于全部知识吗？

我们前面已经遇见过几种麻烦。水果店老板拥有大量关于“此时此地”的分散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老师傅知道许多自己未必能够完整表达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价格机制（price mechanism）又使千百万人不必知道全貌，也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但还有最后一种知识更加麻烦：尚未产生的知识。

明天一个工程师会想到什么新办法？明年消费者会喜欢什么？一个创业者会发现什么从来没人注意到的需求？一项新技术出现以后，人会拿它来干什么？不知道。不是因为数据库还没来得及更新。而是因为有些答案，今天还不存在。

这正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批判历史主义（historicism）时提出的那个极有力量的问题重新出现的地方：如果未来社会深受未来知识增长影响，而我们今天无法预先拥有尚未产生的未来知识，那么我们就不能把未来历史完整地提前计算出来。

AI可以帮助产生新知识。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如果AI今天已经知道它明天才会发现的一切，那么那些东西严格说来就不是明天才发现的了。再聪明的预测者，也不能把尚未成为知识的知识，当作已经拥有的数据输入模型。

所以，AI真正改变了什么？很多。甚至可能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还多。

它可以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可以处理巨量数据，可以发现人类忽略的模式，可以改善物流、库存、交通、电网和生产调度，也可能让政府和企业过去无法完成的协调变得可能。

因此，用一句“哈耶克早就证明AI不行”结束讨论，是思考上的偷懒。但是反过来说：“既然AI能够处理海量数据，所以中央计划的知识问题已经解决了。”

同样太快。因为这中间偷偷完成了一次概念替换：

数据（data）≠ 信息（information）≠ 知识（knowledge）≠ 判断（judgment）。

更不等于：全知（omniscience）。

AI可以越来越强大。却没有因此跳出它所处理的世界，站到世界之外。事情到这里，甚至出现了一点神学意味。人类似乎一直有一个古老的梦想：找到一个可以看见全部的位置，也就是“上帝视角”。

过去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哲学家、君王、革命先锋、计划委员会、超级计算机身上。现在，轮到AI。名字不断变化，那个诱惑却有些熟悉：如果有一个头脑知道得足够多，也许它就可以替所有人安排整个世界。

可问题也许从来不只是：“它够不够聪明？”而是：“这个位置真的属于任何受造之物吗？”

神学把这里的界线画得非常深。受造者（creature）可以拥有真实知识，可以不断学习，可以借工具扩大认知能力。

但受造者不是创造主（Creator）。有限，并不等于愚蠢。它只是意味着：你不是上帝。AI也不是。

所以AI最值得警惕的，也许并不是有一天它真的成为上帝。而是在人仍然有限的时候，我们开始把它当成上帝来使用。尤其是，当某个权力中心相信：“现在，我终于可以看见所有人、计算所有人、预测所有人，并替所有人决定了。”

那时，技术问题已经变成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背后，又站着一个更古老的问题：一个人，凭什么认为自己有资格替整个社会决定？不过在进入权力以前，我们还欠第一篇一个答案。AI确实改变了很多。

那么现在，我们重新问一次：

10｜AI能计划整个经济吗？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