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分离，不等于国家与上帝分离——从川普宗教自由报告之争看对美国宪政的一个常识性误读

作者：赵晓

美国是多数中国人最关注的国家，也是我们自以为最了解的国家。然而，因为种种缘故，美国又是中国人最不了解、最易误解的国家；特别是，对美国这个国家性质、身份，包括美国宪政与共和的认知，几乎是常识性的错误。

最近，围绕川普政府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特别是川普说了一句话——“我们必须永远是在上帝之下的一个国家”，中文网络上就出现了不少激烈讨论。有人说，美国正在走向神权政治；有人说，“政教分离”正在被摧毁；还有人把“美国必须永远是一个在上帝之下的国家”理解为现代宪政的倒退。

这些讨论，有些点抓得住，也有些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比如，教会是否应过度介入党派政治？宗教机构获得政府资金后，是否仍可享有广泛豁免？公立学校中宗教元素的边界在哪里？这些具体细节问题都值得认真讨论。但很可惜，许多中文评论中都有一个根本性、常识性和逻辑性的错误：把“政教权力分离”误读成了“国家与上帝分离”。

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前者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原则，保护自由；后者则是现代中国知识界常见的误解，最终会把国家推向另一种更隐蔽的偶像崇拜——“One Nation Under Man”，也就是保守主义所揭示的“法老秩序”。

一、政教分离，首先是对的

必须先讲清楚：如果“政教分离”指的是教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分离，这是成立的。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教会不应掌握国家机器。牧师不应替代宪法、法院和民选政府。宗教领袖不应成为世俗国家的最高裁判者。同时，国家也不应控制教会、任命牧师、规定教义、审查信仰。这正是现代宪政的一项重要成果。历史上，政教合一确实造成过许多灾难。无论是欧洲中世纪后期某些教权政治的僭越，还是国家借宗教之名压迫异见，都是人类政治史上的深刻教训。

因此，反对神权政治，是对的。反对教会权力国家化，是对的。反对国家权力宗教化，也是对的。但问题在于，许多中国知识人从这里又走错了一步，反映出对美国、对信仰以及对宪政、共和认知上的欠缺。他们以为：既然教会不能统治国家，那么国家就应当与上帝无关；既然政教权力应当分离，那么公共生活就必须无神化；既然不能建立国教，那么国家就不应承认任何超越自身的终极权威。

这就从一个正确命题，滑向了一个错误命题。

二、真正的问题不是 Church over State，而是 God over both

美国宪政的智慧，并不是 Church over State（教会高于国家），也不是 State over Church（国家高于教会），而是：God over both（上帝高于政教二者）。

教会与国家在权力上彼此分离，却共同置于上帝之下。教会不能统治国家，国家也不能统治教会；因为二者都不是终极主权者。终极主权属于上帝。这正是美国“公民效忠誓言”（Pledge of Allegiance）中 “One Nation Under God” 的真正含义。它不是说，美国是一个神权国家（theocracy）。它也不是说，牧师可以管理总统，教会可以支配国会。它真正宣告的是：神是神，人是人；要把神当神，把人当人。

因此，人以及人所代表的一切有限的地上之物，都不能成为神。国家不是神、人民不是神、国王不是神、总统不是神、政府不是神、法院不是神、国会不是神、多数人的意志不是神。财富不是神、科学不是神、理性不是神、法律不是神、民主不是神、自由也不是神。

凡地上有限的受造之物，皆不能占据创造主的位置。因此，所有地上的权力都必须承认：在自己之上、在人类之上、在宇宙之上，还有一位更高的主。

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权力可以绝对化、偶像化，也没有任何人或人所代表之物可以宣称自己拥有终极权威。这不是宗教霸权，而是对一切地上霸权的限制。这正是美国建国思想中最深的政治哲学，是美国吸取了罗马共和国教训之后得出的建国智慧：人不在上帝之下，必在暴君之下。（“Men must be governed by God, or they will be ruled by tyrants.”——宾夕法尼亚创建者威廉·佩恩）

这不是一句宗教口号，而是一条政治规律：当人拒绝承认高于自己的终极权威时，人最终总会创造一个新的终极权威。而那，代表着共和国的衰亡以及自由的丧钟。也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美国建国之父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那句同样经典的话：“Our Constitution was made only for a moral and religious People. It is wholly inadequate to the government of any other.”“我们的宪法，只适用于一个有道德、有信仰的民族；对于任何其他民族，它都完全不足以维系。”

《独立宣言》是美国建国的说明书以及政治治理哲学宣告，就是这一思想最经典的表达。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宣言》不是从政府开始，也不是从人民开始，而是从创造主（Creator）开始。它宣告：“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受造平等，并由他们的创造主赋予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句话极其关键：人的权利不是国家恩赐的，所以国家不能任意收回。人的尊严不是多数人投票赋予的，所以多数人也不能任意剥夺。人的自由不是总统批准的，所以总统也无权践踏。因为权利首先来自创造主，而不是来自政府。正因为如此，人权才是真正神圣（sacred）的，而不是一种政府可以随时修改的政策。这就是美国自由真正的神学根基。

事实上，《独立宣言》并非偶然提到上帝，而是四次明确诉诸上帝：

第一、“Nature’s God”（自然之神）

“Nature’s God”意味着：自然不是无主的自然，而是上帝所创造并治理的自然。因此，人类社会也存在一个高于国家、政府和多数意志的道德秩序，即“自然法”。人间法律的正当性，不是单靠权力意志制定，也不是单靠“多数通过”，而是必须符合上帝所设立的公义秩序，并与祂写在人心中的良知律相呼应。

第二、“Creator”（创造主）

人的权利来自创造主，而不是来自国家。因此，人权是God-given Rights（上帝所赋予的权利），而不是Government-given Rights（政府所赋予的权利）。

第三、“the Supreme Judge of the world”（世界最高审判者）

美国建国者并没有宣称自己拥有最终的是非标准，而是把自己交托给那位终极的审判者。换句话说，人人都要接受上帝的最高审判，国家也要接受审判。

第四、“the protection of Divine Providence”（神圣护理）

《独立宣言》的最后，不是宣告人的伟大，而是宣告他们彼此立约，并谦卑地倚靠上帝的护理，呼求上帝的保护。

因此，《独立宣言》实际上完成了四个宣告：

创造属于上帝——祂是宇宙、万有与人类的创造主；

权利属于上帝——祂是人类尊严、自由与权利的源头；

审判属于上帝——祂是公义、真理与律法的最高主宰；

历史属于上帝——祂是万国万民与人类历史的护理者和主宰。

这意味着，美国建国并不是把国家绝对化，而是把国家放在上帝之下。

因此，“One Nation Under God”并不是后来附加的一句宗教口号，而是《独立宣言》一开始就已经奠定的政治哲学，也是美国作为一个共和国能够限制权力、保障自由、维系公民美德的根基。

没有“Under God”，自由就会失去终极根基；没有“Under God”，共和国最终就会滑向“Under Man”，也就是“法老秩序”。

三、国家不可能没有终极权威

很多人以为，一个现代国家可以完全中立，可以没有终极信仰，可以只靠理性、程序、法律和民主运转。

这，其实是一种天真的现代迷信。事实上，国家不可能没有终极权威。如果国家不承认高于自己的上帝，它最终就会把终极权威交给别的东西：可能是国王、可能是总统、可能是政党、可能是民族、可能是阶级、可能是多数人的意志、可能是科学、可能是理性、可能是民主、可能是自由本身、可能是国家本身。

人类不相信上帝，最大的问题不是不信，而是什么都信。人类的问题，从来不是没有神，而是不断更换自己的神。这正是《圣经》对人的深刻洞察：人是寻求永恒意义的敬拜者。人若不敬拜真神，就会敬拜偶像。

政治也是如此。

一个国家若不在上帝之下，最终就会在某个人或某种人造之物之下。这意味着从 One Nation Under God 滑向 One Nation Under Man。

四、为什么中国知识界最容易误读美国？

中国知识界之所以常常误解美国宪政，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经验中，很少真正出现“国家在上帝之下”的观念。

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结构是：天子在上，百姓在下。后来现代革命政治把它改写为：人民在上，国家执行人民意志。再后来又变成：党、国家、历史、民族、现代化、科学、民主、革命、发展，轮流成为终极叙事。

但无论如何，中国政治传统很难理解这样一种秩序：上帝在上，国家在下；良心在上，权力在下；法在王上，真理在理性之上。所以，中国人一听到美国人说“Under God”，马上本能地以为：这是神权政治。其实恰恰相反。“Under God”不是让教会统治国家，而是防止国家成为上帝。因为国家一旦成为最高权威，就会一步步取代上帝，神圣化自己，最终走向极权主义。

“Under God”不是让牧师成为主权者，而是防止总统、法院、国会、人民、多数意志成为绝对者。“Under God”不是取消自由，而是给自由以神圣不可侵犯的根基。

没有上帝，自由很容易变成国家、法律或权力暂时批准的福利；有了创造主，自由才成为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才是美国与许多现代国家，与法德、苏俄、伊朗、朝鲜等最深层的不同。

五、政教分离的本义，不是公共生活无神化

真正的政教分离，分离的是教会与国家的权力，而不是国家与上帝的关系。它要防止两种危险。

第一、防止教会权力国家化。

也就是说，教会不能掌握国家机器，不能用国家暴力强迫人信仰，不能把教义直接变成国家法律。

第二、防止国家权力宗教化。

也就是说，国家不能冒充上帝，不能控制人的良心，不能规定人必须敬拜什么、相信什么、否认什么。

这两点都很重要。但政教分离绝不意味着：公共生活必须无神化、国家必须假装上帝不存在、公民不能在公共生活中表达信仰、宗教只能被关进私人空间、宪政必须建立在无神论前提上。

这不是美国建国精神。这是后来某些世俗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宪政的再解释。美国真正的建国逻辑不是“没有上帝”，而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冒充上帝”。这，也是现代宪政与共和最深厚的神学与政治哲学根基。

六、川普争议背后真正该讨论的是什么？

川普有关宗教自由的政策当然可以讨论。

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成员构成是否足够平衡，可以讨论。

教会是否应公开介入党派政治，可以讨论。

公立学校展示十诫是否合适，可以讨论。

宗教机构接受政府资金后的权利边界，也可以讨论。

这些都是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的问题。但不能因为反对川普，就把“One Nation Under God”一并打成“神权政治”，然后无脑地批评一通。不能因为警惕福音派政治动员，就否定美国宪政的信仰根基。不能因为害怕宗教干预国家，就主张国家应当脱离上帝。这是中国知识界常见的问题：一看到宗教进入公共生活，就立刻联想到中世纪、火刑架、十字军和神权政治；却选择性地看不见那更大更现实的政治危险，无视现代极权国家最大的灾难，往往正是国家取代上帝之后发生的。

二十世纪最恐怖的政治灾难，并不是教会权力太大造成的，而是国家成为上帝、人间意识形态成为宗教、领袖成为救主、历史成为审判者之后造成的。

无神国家并不比神权政治更安全，国家主义并不比宗教狂热更温和。人民主权一旦被绝对化，也会成为新的偶像。民主若脱离真理，也可能压迫少数人。科学若被绝对化，也可能变成新祭司阶层的权力工具。理性若不承认自己的有限，也会成为骄傲的巴别塔。

所以，真正危险的不只是神权政治。真正危险的是：任何受造之物进入上帝的位置。

七、共和国为什么需要 Under God？

共和国不是一套机器。共和国也不等于一套成文的法律制度。共和国是一种具有生命机能的文明秩序。

它需要制度，也需要公民；需要公民自由，也需要公民美德；需要权利，也需要责任；需要外在的宪法，也需要内心的敬畏。

没有敬畏，自由会变成放纵。没有美德，民主会变成争夺。没有责任，权利会变成索取。没有上帝，国家最终会成为最大的偶像。

共和国最怕的，不是没有强人，而是只有强人。共和国最怕的，不是权力太弱，而是权力不承认边界。谁能给权力划边界？不是权力自己、不是多数人自己、不是国家自己。唯有高于国家、高于人民、高于政府、高于历史的上帝，才能真正给权力设限。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是“One Nation Under Church”，而是“One Nation Under God”。教会不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也不是教会的主人。上帝才是二者共同的主。这正是美国宪政的深层智慧。

八、中国真正需要补上的一课

中国知识界长期谈民主、谈自由、谈宪政、谈共和，却很少认真追问：自由的神圣性从哪里来？人的尊严从哪里来？权力为什么必须受限制？多数人为什么不能为所欲为？国家为什么不能成为最高主权者？

如果没有上帝，这些问题最终都很难回答。

我们可以说自由来自人性，但人性若只是进化中的偶然产物，自由为何神圣？我们可以说权利来自社会契约，但契约能订立，也能撕毁。我们可以说权力来自人民，但人民若把权力交给暴君，暴君是否就合法？我们可以说法律高于权力，但法律的最高根基又是什么？

美国建国思想的回答是：创造主。

正因为人是上帝所造，所以人有尊严。正因为权利来自上帝，所以政府不能剥夺。

正因为人有罪，所以权力必须受限制。正因为国家不是神，所以国家必须在上帝之下。这才是美国宪政真正的底层逻辑。

中国真正需要补上的，正是这一堂思想史大课程。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人都在寻找中国富强、自由与文明之路。从“师夷长技”到维新变法，从民主共和到科学救国，从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从自由主义到宪政主义，近两百年来，中国思想界几乎讨论了所有现代政治议题：民主、自由、法治、宪政、共和、人权、市场、文明……这是中国近代思想觉醒的重要成就，也是无数先贤艰苦探索的结果。

然而，不能不承认，这场思想启蒙始终存在一个共同的短板：我们不断学习美国的制度，却很少追问美国制度背后的信仰；不断学习自由，却很少追问自由为何神圣；不断学习共和，却很少追问共和国为何能够建立，又为何能够长久。

换句话说，我们更多是在研究美国“做了什么”（how），却较少研究美国“为什么这样做”(why)。我们学习了宪法，却忽略了《独立宣言》,还以宪法没有提到上帝为由，将美国理解为一个世俗国家，并以此误解“政教分离”；学习了三权分立，却忽略了”One Nation Under God”；学习了权利，却忽略了创造主；学习了民主，却忽略了公民美德；学习了自由，却忽略了自由背后的敬畏。

于是，我们常常把美国理解成一个建立在“个人主义” “世俗主义”“理性主义”“契约主义”基础上的法国式国家，却没有看见，它首先是一个承认创造主、自然法、自然权利与神圣护理的共和国。这并不是说，美国始终忠于自己的立国理想，也不是说美国没有偏离、没有罪恶、没有失败，更不是说美国是天堂。恰恰相反，美国犯了很多错，美国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偏离又不断回归建国原则的历史。

但无论如何，美国的建国原则始终在那里。美国的独特性不在于它是 One Nation Under Man——一人之下的“法老秩序”；也不在于它是 One Nation Under Men——多数人之下的“法式民主秩序”；不在于它是 One Nation Under Church——教会权力之下的“神权秩序”；当然更不是 One Nation Without God——无神论的世俗秩序。

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从诞生起就是一个全新国家：“One Nation Under God”——一个人类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崭新的，“在上帝之下的共和国”。

中国的问题，不只是制度问题，更是世界观和信仰根基的问题。这，正是中国知识界两百年来最容易忽略，也最需要补上的一课。中国知识界若不能理解这一点，就永远只能看到美国制度的表层，却看不见美国自由的根；只能学习它的制度形式，却难以理解它的文明根基；只能讨论共和国的制度结构，却无法理解共和国何以能够生机勃勃、长久繁荣。

九、结语：真正的政教分离，是不允许任何人冒充上帝

我们当然要反对神权政治。但我们也必须反对国家主义。

我们当然要防止教会权力国家化。但我们也必须防止国家权力神圣化。

我们当然要警惕宗教被政客利用。但我们也必须警惕无神论、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科学主义、财富崇拜成为新的政治宗教。

真正的现代宪政，不是不要上帝，而是不允许任何人代替上帝。真正的政教分离，不是把上帝赶出公共生活，而是不允许教会、国家、总统、人民、多数意志、科学、理性、民主、自由、财富，任何一样受造之物进入上帝的位置。

所以，我赞成政教权力分离。但我反对把政教分离解释成国家与上帝分离。前者保护自由，后者最终会制造新的法老秩序。美国若仍要保守自由，就不能忘记自己为何是 One Nation Under God。

中国若真想理解自由、宪政与共和，也必须补上这一课：没有上帝之下的国家，最后一定会变成国家之下的人。没有 Under God 的共和国，最终就会走向 Under Man 的帝国。这不是神学讨论，这是历史反复证明的文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