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偏好与文明持久战——回应兰德报告系列之八（理论篇）

作者：赵晓

一、国家看百年，百姓看三年

2023年前后，中国许多城市的银行网点，出现了一种罕见的景象：排队的人，不是来借钱的，而是来还钱的。房贷还没到期，人们就攒够一笔，赶紧提前还掉。有的银行甚至要预约，排到几个月以后。

同一时期，居民存款大幅增加，居民贷款却不增反降；民间投资在下降，结婚和生育的人数也在下降。老百姓不是在借钱投资未来，而是在收缩自己、防范未来。

就在这几年，兰德报告写道：中国领导人以五十年、一百年为尺度思考问题，相信稳步的国内发展会逐渐削弱美国阻挠中国崛起的能力。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侦探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同一个国家，在国家层面看得很远，在百姓层面却看得很近。国家在规划百年，百姓在盘算三年。

哪一个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时间”？这个问题，正是本系列一直在绕着走、却始终没有正面回答的问题。

前七篇反复使用“持久战”“马拉松”“谁能撑得更久”这样的说法，却没有回答：一个文明，凭什么能看得更远、等得更久？这一篇，我想用自己这些年一直在讲的一个分析框架来回答它，并把它与兰德报告做一个比较。这个框架，我在即将完成的新书《文明学：经济学眼中的文明兴衰》里有完整的展开，这里只讲与本系列有关的部分。

二、兰德怎么说：一份没有时间理论的长期报告

兰德报告是一份关于“长期”的报告。它说，这场竞争是长期的、多方面的，不太可能有单一的终点；它说，竞争在重要意义上是一场比赛，看谁能在旧模式耗尽之前，造出下一个成功的模式；它注意到中方以五十年、一百年为尺度思考；它也记下了美国正在透支未来，国债利息在2024年已经超过国防开支。

可是，这份112页的报告，没有一套关于“长期”的理论。它没有追问：一个社会看得远或看得近，是由什么决定的？国家的长期规划，与社会的长期耐心，是不是一回事？一个政府在借未来的钱，是否意味着整个社会都在透支未来？

这就像一份马拉松的赛前报告，详细记录了两名选手的身高、体重、配速和伤病，却没有一个字谈到耐力本身从哪里来。

三、文明竞争研究需要一把尺子

兰德缺的，不只是一套耐力理论。更深的困难在于：它面对的是一场文明的竞争，手里却没有一把衡量文明的尺子。

兰德自己并不回避“文明”这个词。它在第二章写道，中方把民族复兴定义为一场文明的复兴；在第四章观察中国的六个视角里，有一个就是“文明型国家”，即一个以文明而非民族国家来界定自身的政治实体。可是，“文明”一出现，兰德就无从下手了。它能够度量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制造业份额、论文、专利、舰船和导弹；对于文明本身，它只能描述，不能度量。于是，一份讨论文明竞争的报告，最后还是退回到了国力比较的账本上。

这不能全怪兰德。关于文明的学问，历来是人文学者的领地。斯宾格勒讲文明的生老病死，汤因比讲“挑战与应战”，亨廷顿讲文明的冲突。这些宏大叙事，给了我们许多洞见，却有一个共同的弱点：无法度量（文明概念不清），无法比较（把文化当文明，相对主义），无法预测，也因此无法使用。汤因比的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一个文明兴起了，就说它成功应战了；一个文明衰落了，就说它应战失败了。怎么说都对的理论，也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当然更无预测能力。早在1948年，荷兰历史学家盖尔（Pieter Geyl）就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里，和汤因比当面辩论过这个问题。本系列第二篇引过波普尔的话：一个不能被证伪的理论，不是科学。

一个可以使用的文明理论，至少要回答三个问题：文明能不能被度量？不同的文明能不能放在同一把尺子上比较？它能不能给出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判断？

方法	能否度量	能否比较	能否预测与证伪	能否回答“文明”
人文学者的文明叙事	难	难	难	能
兰德的国力账本	能	能	部分	不能
时间偏好的框架	能	能	能（附推翻条件）	能

表2｜三种看文明竞争的方法。作者据本文论证整理。

我的回答是，文明竞争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未来”。文明与未来，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谁更愿意为未来付出今天，谁就更文明化，也就更有未来。而“愿意为未来付出多少今天”，恰恰是经济学可以度量的东西。它会留下痕迹：在利率里，在储蓄与投资的结构里，在人们是否敢于生养、是否敢做长期的事业里，也在人才和资本流向哪里。这把尺子，就是时间偏好，因此可用于长时期的文明竞争研究。

四、学理侦探：文明，是时间偏好的下降

要把这把尺子讲清楚，先要引入一个经济学概念：“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

同样一百块钱，人总是更愿意现在拿到，而不是十年以后拿到。十年以后我还在不在？钱还值不值钱？答应给我钱的人还认不认账？这种“更看重现在”的倾向，经济学就叫“时间偏好”。它在金融上体现为一个折扣率，叫“贴现率”（discount rate）：把将来的一笔钱，折算成今天的价值，要打多大的折扣。

今天的价值 ＝ 将来的收益 ÷（1 ＋ 贴现率）的 n 次方，n 为年数

记几个数字就够了。三十年以后的一百块钱，贴现率是百分之五的时候，今天值二十三块；贴现率是百分之十五的时候，今天只值一块五。在一个贴现率百分之十五的社会里，三十年以后的事，在每个人的算盘上几乎等于零。谁还会种一棵三十年才成材的树，办一所百年才见分晓的大学，做一项二十年才见效的基础研究？

图10｜贴现率越高，远方越不值钱。按复利公式计算：今天的价值＝100÷（1＋r）的n次方

例如三十年以后的一百元，在贴现率为百分之五时，折算到今天约值二十三元；而在贴现率为百分之十五时，折算到今天仅值一元五角。贴现率越高，未来的收益在今天的折算价值下降得越快，远方就越不值钱。

由此，我对文明的定义是：文明，本质上就是时间偏好的下降。文明，不是名词，更不是复数（误将文化当文明），而是动词：一个社会越来越愿意为未来放弃现在，愿意储蓄、投资、读书、种树、守契约，它就在文明化；越来越只顾眼前，能抢就抢，能吃就吃，它就在去文明化。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霍普（Hans-Hermann Hoppe）说过同样的意思；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从欧洲几百年的礼仪手册里，也看到了同一件事：文明化的核心，是人对一时冲动的约束越来越强。

我把这个定义说得更完整一些。文明化，是三件事同时发生：一个社会的贴现率在下降，看得更远；贴现的范围在扩大，从自己、家族延伸到陌生人和公共事务，看得更宽；而且这份耐心不以人为手段。最后一条最要紧。古埃及的法老修金字塔，一修几十年，看上去很有远见；可那是用别人的今天，去换自己的永恒。文明化的耐心，必须是普通人自愿的耐心，而不是统治者强加给别人的牺牲。

还要加一个注脚。利率里不只有耐心，还有增长和风险：经济增长越快，利率可能越高，却未必说明人们不耐心；政局越不稳，利率也会越高。所以，严格地说，文明化指的是“有效贴现率”的下降，即剔除增长和风险以后，一个社会对未来到底打多大的折扣。

这个框架并非我一个人的偏好。把最近三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都在从不同方向逼近同一个变量。2024年的阿西莫格鲁等人说，包容性制度让人相信今天种下的明天不会被拿走；2025年的莫基尔说，持续增长需要一种相信明天会更好的文化，阿吉翁和豪伊特说，增长要求人们为了更好的未来接受眼前的损失；2026年的霍尔和伍德福德说，人按一生的预期来花钱，央行靠承诺来管理预期，他们模型里的那个希腊字母β，就是时间偏好本身。四种说法，一个变量：一个社会，愿意为未来放弃多少现在。

五、两种远见：法老的远见与百姓的耐心

回到开头的那个谜：国家看百年，百姓看三年。

答案是，存在两种不同的“长期”。一种是国家的远见：政府把巨量资源集中投向几个选定的方向，做五十年、一百年的规划。另一种是社会的耐心：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愿不愿意为自己十年、二十年以后的生活储蓄、投资、学习、生养、创业。

兰德把前一种看得很清楚，却没有把它和后一种分开。而这两者，可以完全背离。法老也很有远见。一个国家可以在几个选定的行业里做到世界第一，就像本系列第四篇讲的新能源、电池和造船；可是，如果普通人不再敢为自己的十年打算，这些行业之外的广大经济，就会慢慢失去活力。何况，计划能回答“怎样办成一件大事”，却回答不了“哪一件事值得办”。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会：中国人的储蓄率长期居世界前列，岂不是全世界时间偏好最低的社会？储蓄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出于对未来的信心而投资未来；另一种是出于对未来的恐惧而防范未来，经济学叫“预防性储蓄”。开头那些排队提前还贷的人，属于后一种。前一种是低时间偏好，后一种恰恰是未来不可信的产物。而且，中国人的长远打算往往停在家门口：为子孙攒钱，可以算到三代以后；对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对公共事务，时间视野却很短。这是一种“有边界的低时间偏好”。

用本系列一贯的两杆秤，也要称一称美国。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政府层面，是高时间偏好。联邦政府的公众持有债务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百左右，是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每年净利息支出超过一万亿美元。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Buchanan）早就说过：花钱的好处，选民今天就能感受到；还钱的代价，要等到将来，而未来的选民没有投票权。美国正在用今天的选票，向明天借钱。

可是，在社会和制度层面，美国保有大量把未来“锁住”的装置。最典型的是大学的终身教职：一位学者通过六七年的考察以后，学校不能因为他的观点不受欢迎、研究暂时没有结果就解聘他。这相当于一份长达三十年的合同，是一种被制度化了的低贴现率。诺贝尔奖颁给的，往往是二三十年以前的工作；一个只能为下一次考核打算的学者，是做不出这种工作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七成以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获奖时在美国任职，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所以，用同一杆秤称下来：中国是文化上愿意等、国家上规划远、社会上却不敢等；美国是政府上透支未来、社会和制度上却仍然锁得住未来。

图11｜两种远见：中美在三个层次上的时间。作者据本文论证绘制

图中展示了中美两国在三个层次上的时间偏好对比：文化层次上，中国传统文化愿意等，美国大众文化倾向即时消费；国家治理层次上，中国政府注重五十年至百年的远景规划，美国政府债务高企、向未来借钱；而在社会与制度层次上，中国因规则与预期不稳导致社会不敢等，美国则通过大学终身教职等制度锁住了低贴现率与长期耐心。

文化给出的是“愿意等”，制度决定的是“敢不敢等”。一个社会真正的时间，不在政府的规划里，而在普通人敢为多远的明天付出今天。

六、一条因果链：把前七篇串起来

现在可以把本系列的线索，放进同一条因果链里了。

我在《文明学》里把它写成这样：约束权力，加上公民美德，带来可信的承诺；可信的承诺，压低有效贴现率；贴现率降下来，人们就肯储蓄、投资、学习、生养、创新；而纠错机制，让这条链断了以后能够接上；棘轮，即那些让倒退变得困难的制度，让已经爬上去的台阶，不再轻易倒退。

图12｜文明的因果链。据赵晓《文明学》第十六章绘制

图中展示了文明的因果链演进路径：约束权力与公民美德共同奠定基础，带来可信的承诺；可信的承诺压低有效贴现率；低贴现率促使人们自愿储蓄、投资、学习、生养与创新；而纠错机制确保链条断裂时能够修复，棘轮效应保障文明成果不致轻易倒退。
用这条链回看前面的七篇和番外，每一篇都落在链条的某一个环节上：

篇目	兰德的发现	在因果链上的位置
之一 一份写给对手的体检书	不是权力转移，而是比谁先完成自我更新	整条链能否持续运转
之二 两种持久战	双方都相信时间在帮自己	决定论让人高估未来、低估风险；纠错论让链条断了能接上
之三 两本账，一杆秤	两国都在透支：财政、人口、债务	债务是向未来借钱；数据失真让人测不准真实的贴现率
之四 跑得多与开新路	中国研究领先，美国开新路的能力在流失	开新路需要长周期的投入，也就是低贴现率的制度
之五 审判我自己	执行层纠错与方向层纠错	方向层纠错，就是让链条断了以后能够接上
之六 国家不能生产的东西	两国都在经历意义危机	公民美德是可信承诺的来源；一个人的永恒挂在哪里，他的长期就在哪里
之七 谁先发现下一个模式	谁先造出新配方	发现需要人们敢于为看不见结果的事投入
番外 数据是制度的函数	数据可信度	可信承诺在统计上的体现

表3｜前七篇与番外在文明因果链上的位置。作者整理。

于是，前七篇的判词可以收拢成一句话：

文明的竞争，表面上是财富与武力的竞争，实际上是时间偏好的竞争；而时间偏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约束权力与纠正错误的能力的竞争。

这句话也回答了第二篇留下的问题。第二篇说，时间不站在任何人一边，只站在能够改正自己错误的一边。现在可以说得更精确：时间不站在追赶方，也不站在守成方，而站在文明化的一方，也就是有效贴现率在持续下降的那一方。

七、我与兰德的分歧

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我的判断与兰德不同。

兰德的终局判断是：中国正在与美国一起站到国际权力的顶端，双方都会留在那里，最可能的结局是“受控共存”。本系列第一篇和第七篇，都以此为出发点。这个判断描述的是今天的综合国力，我大体同意。但正如第七篇所说，并立不等于双方的实力对比没有波动；在并立的框架之内，差距会拉大，也会缩小。用时间偏好这把尺子去看未来的走向，我的判断要更进一步。

先看三个趋势。按名义美元计算，中国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比例，在2021年前后达到最高，大约四分之三，此后回落到六成多；这里面有汇率和物价的原因，不能全算在增长上。可是人口的趋势，是统计解释不掉的：中国的出生人口逐年减少，按联合国的中位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只剩今天的一半左右。再加上第三篇和番外讨论过的增长放缓与数据疑问，这不像一个时间在帮忙的追赶者，倒像一个越来越吃力的追赶者。

图13｜追赶者的峰值。中国数据据世界银行名义美元GDP整理，为近似值；日本为1995年名义GDP之比；苏联为当年美国情报机构的估算，均为近似值

图中显示了历史主要追赶者相对美国经济规模的峰值轨迹：苏联在冷战时期最高达到约美国的一半后解体；日本在1995年前后达到约美国的百分之七十后陷入长期停滞；中国按名义美元计算在2021年前后达到约美国的百分之七十五峰值，随后回落至百分之六十四左右。

历史也提醒我们，多数追赶者没有追上。苏联追了美国四十年，经济规模最高时大约是美国的一半多一点，然后解体了；日本在1990年代中期一度达到美国的七成左右，接下来是“失去的三十年”。追赶成功的例子也有，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追赶者的制度，在追赶中变得越来越开放。经济学家杨小凯生前提出过“后发劣势”：只学技术，不学制度，追到一定程度就会停下来。

所以，我愿意给出一个概率判断，而不是一个预言。第一种前景是大概率的：美国重新拉开差距，世界走向一个美国领先、中国居次的多极格局，我把它放在六成以上。第二种前景是中国重启真正的改革，产权得到确认，民营企业重新敢投资，年轻人重新敢结婚、生育、创业，追赶重新开始；这不是不可能，四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就是一次，但它的前提是权力愿意先约束自己，我把它放在两成左右。第三种前景是小概率但代价最大的：在压力之下有人铤而走险，一场冲突打断一切。

美国输，只会输给自己的财政；中国赢，只能赢在自己的改革。

是判断，就要说清楚什么样的事实会推翻它。如果几年之内，民营企业的投资重新增长，年轻人的结婚和生育意愿止跌回升，资本和人才的外流掉头回流，法院开始判政府败诉而判决得到执行，那么第二种前景的概率就应当上调。反过来，如果美国的财政赤字继续失控，美联储的独立性真的被打破，选举结果不再被输家承认，那么第一种前景就要下调。

前景	概率判断	会让概率上调的信号	会让概率下调的信号
美国重新拉开差距，美国领先、中国居次的多极格局	六成以上	中国民间投资与生育继续下滑；人才与资本继续外流	美国财政赤字失控；美联储独立性被打破；选举结果不被输家承认
中国重启真正的改革，追赶重新开始	两成左右	民营投资回升；结婚生育意愿止跌；资本人才回流；法院判政府败诉且判决得到执行	规则继续朝令夕改；权力进一步集中
铤而走险，冲突打断一切	小概率，代价最大	内部困难加剧且缺乏和平纠错渠道	危机管控机制建立；双方保持沟通

表4｜三种前景与可以检验的信号。概率为作者的主观判断，不是统计预测。

这正是本系列第五篇所说的“审判我自己”：一个以纠错为尺度的人，必须先把自己的判断交出来接受检验。

八、判词

时间偏好是文明的体温计。国家可以规划百年，但一个社会真正的时间，在普通人敢为多远的明天付出今天。文明持久战的胜负，不在谁的规划更长，而在谁的普通人更敢相信明天。

兰德看到了这是一场长期的竞争，却没有回答长期从哪里来。我的回答是：长期来自可信的承诺，可信的承诺来自受约束的权力与有美德的公民，而纠错机制让这一切在出错之后还能重新接上。

在这场马拉松里，真正替一个国家奔跑的，不是一个政权，而是一个个愿意为明天付出今天的普通人。

九、对决策者的含义

对经营者。企业也有自己的贴现率。一家只看季度报表、只算三年回本的企业，是在割草；一家肯为十年以后的品牌、人才和信誉投入的企业，是在种树。种树的企业，需要两样东西：老板自己的耐心，和一个让耐心不吃亏的环境。所以，在做长期投资之前，不妨先问一个问题：在这个市场里，十年以后，我今天种下的树还归不归我？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任何一年的增长率都重要。对员工也是一样：一家让员工敢为五年以后打算的企业，员工才会为企业的五年以后打算。

对施政者。降低一个社会有效贴现率最便宜、也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发消费券，也不是再上一轮刺激，而是让承诺变得可信。霍尔四十多年前就证明，临时的刺激改变不了一个人对自己一生的判断；经济学家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说过，一个可以随时改主意的决策者，他的承诺天然不可信，问题不在于他的动机好不好，而在于他有没有能力改主意。所以，让普通人重新相信明天，最根本的办法，是权力先约束自己：产权受到确认，规则不朝令夕改，纠错者自己也在被纠错的范围之内。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是两千多年前对时间偏好最精准的表达，也是今天最现实的政策建议。

注释

1. 本文所引兰德报告，均据英文原文：Michael J. Mazarr et al.,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RR-A4254-2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26)。页码为报告正文页码。

2. 中方以五十年、一百年为尺度思考，见第10页；“不太可能有单一清晰的终点”，见第5页；“下一个成功的国家实力模式”，见第76页；美国国债利息超过国防开支，见第29页；“受控共存”，见第73页。

3. 兰德关于“文明复兴”的引述，见第9页；“文明型国家”的视角，见第35–36页。汤因比与盖尔1948年的电台辩论，参见赵晓《文明学》第九章。

4. 本文的分析框架，详见赵晓《文明学：经济学眼中的文明兴衰》（“再启蒙”丛书·卷三，2026年10月初稿），尤其是第四章《文明是时间偏好的下降》、第十六章《文明的竞争，是时间偏好的竞争》与第十七章《文明马拉松》。

5. 贴现计算：100÷1.05³⁰≈23.1；100÷1.15³⁰≈1.5。

6. Hans-Hermann Hoppe, Democracy: The God That Failed (2001)，关于文明化与时间偏好下降的论述；Norbert Elias, 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1939)。本文只采用霍普关于时间偏好的论点，不涉及他的其他政治主张。

7. 利率与时间偏好、增长的关系，源于拉姆齐（Frank Ramsey）1928年的储蓄理论。

8.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约翰逊、罗宾逊；2025年得主莫基尔、阿吉翁、豪伊特；2026年得主霍尔（Robert Hall）与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

9. 关于美国联邦公众持有债务与净利息支出，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布坎南的论述，参见 James M. Buchanan and Richard E. Wagner, Democracy in Deficit (1977)。

10.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1940年《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原则声明》。

11. Finn E. Kydland and Edward C.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 no. 3 (1977)；Robert E. Hall,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 no. 6 (1978)。

12. 中国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比例，据世界银行名义美元数据整理，为近似值；人口预测，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中位方案。

13. 杨小凯关于“后发劣势”的论述，参见杨小凯、萨克斯、胡永泰《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2000年）。

14. 2023年前后的“提前还贷潮”及居民存贷款变化，据当时的公开报道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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