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赛先生

（《“赛先生”的另一面——五四没讲完的那一课》之六：伟大的科学家，都不信神吗？）

作者：赵晓

上一篇，我们拆了无神论的四根柱子。这一篇，换一个角度：五四请来的那位赛先生，被抬上神坛，自己做了神；可是，历史上还有另一位赛先生，他不做神，而是荣耀神。

三个流传甚广的神话

很多中国人从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黑暗的中世纪”时代的人以为地球是平的；哥伦布不信，坚持向西航行，证明了地球是圆的；教会迫害科学家，把坚持日心说的布鲁诺活活烧死。结论就是：科学与宗教，从来就是死对头；科学每前进一步，宗教就后退一步。

这个故事流传极广，极其深入人心。可惜，它大半是编出来的。让我们戳破关于那段历史的三个神话。

神话之一：“中世纪的人以为地球是平的”。

事实上，从古希腊开始，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中世纪的神学家、大学教授，普遍接受这一点。哥伦布和反对者争论的，从来不是“地球是不是圆的”，而是“地球有多大”。反对者认为向西航行到亚洲太远了，船员会饿死在半路上。事实证明，他们其实算得比哥伦布更准，哥伦布只是运气好，半路撞上了美洲。

“中世纪人相信地球是平的”这个说法，主要是十九世纪才流行起来的，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在1828年写的哥伦布传记中为了增加戏剧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完全不属实。

神话之二：“教会残酷绞杀科学，布鲁诺是为科学献身的烈士”。

1600年，布鲁诺在罗马被烧死，这毫无疑问是宗教裁判的暴行，无可辩护。但当今的科学史家大多指出，他被定罪的主要原因，是他在神学上的异端——比如否认三位一体、否认基督的神性，而不是因为他支持日心说。把他包装成“为科学献身的烈士”，是后人的政治改写。

还有著名的伽利略案。这确有其事，教会也确实错了，1992年罗马教廷也正式承认了这一点。但这并不是简单的“科学对抗宗教”，这个案子远比教科书复杂得多，里面掺杂了大量的政治博弈、人事纷争和个人恩怨，而伽利略本人，终其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神话之三，也是最根本的一个神话：“基督教主导的中世纪是一个绝对愚昧、停滞的‘黑暗时代’”。

如果我们刚才拆解的那些常识都不成立，那么这个最大的神话是怎么来的？

须知，“黑暗的中世纪”这个标签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扭曲。这个说法，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到了启蒙运动，被大大强化，成了启蒙思想家为了确立自身正确而讲述的一套“元叙事”。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为了凸显自己代表着“理性和光明”，刻意将此前的一千年涂抹成漆黑一片。这就好比为了证明本朝伟光正，一定要修史，把前朝说得一无是处一样。启蒙者为了证明自己手里的火把最明亮，也必须先把前人的房间描绘成伸手不见五指。这种叙事，很大程度上服务于一个目的：在文化上剥夺启示与信仰的合法性。

但如果你翻开真实的欧洲历史，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恰恰是近代科学与现代文明真正的温床。

正是在这段被抹黑的岁月里，欧洲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建制——大学。

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都诞生于中世纪，而且大多是在教会学校的基础上、在教会的庇护和特许下成长起来的。神学家们更是把古希腊的理性逻辑与基督教义深度融合，训练出了欧洲人极其严密的逻辑推导能力。

对于这一点，越来越多的西方科学史家已经承认。二十世纪初，法国物理学家、科学史先驱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在翻检中世纪手稿时惊讶地发现：近代科学并不是在十七世纪凭空“爆发”的，十四世纪巴黎的经院学者布里丹、奥雷姆等人，已经提出了许多后来被伽利略继承的力学思想。这就是科学史上著名的“连续性论题”（continuity thesis）。迪昂的结论有些过头，后来的学者做了不少修正，但中世纪并非一片空白，这一点已经很少有人否认。

美国科学史家爱德华·格兰特（Edward Grant）在《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一书里，结论说得相当断然，大意是：如果没有中世纪的大学，没有中世纪学者对理性和自然的长期探索，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是难以想象的。

今天，主流的科学史家早已不接受那种认为科学与宗教势不两立的通俗神话，也就是所谓的“冲突论”，而是强调两者关系的“复杂性”（complexity thesis）：有冲突，也有合作，更多的时候，是互相交织。

在科学与宗教的研究领域，学者们也早已不再非黑即白地站队。物理学家、神学家伊恩·巴伯（Ian Barbour）提出过一个经典的分类：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可以是冲突、独立、对话，也可以是整合。冲突，只是四种之中的一种。许多人愿意这样概括：科学探索宇宙“如何”（How）运行，信仰回答宇宙“为何”（Why）存在。

不信神的进化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也提出过“互不重叠的权威领域”（Non-Overlapping Magisteria，NOMA）原则：科学管事实，宗教管意义和价值，各有各的地盘，互不干涉。这比冲突论前进了一大步。不过，它有点像我们在收官篇要讲的康德的“保留地”：给信仰划一块地，然后把信仰关在里面。

基督教这边，给出了一个更深的回答。曾任荷兰首相的神学家凯波尔（Abraham Kuyper）提出了“领域主权论”（sphere sovereignty）：上帝拥有一切的主权，又把权柄分授给各个领域；国家、教会、科学、艺术、家庭，各有自己的主权，互不统属，却都直接对上帝负责。这样一来，“教会在上，还是科学在上”的争执，就有了一个漂亮的答案：两者都不在最上面，最上面的，是上帝。

不少学者还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诞生在欧洲，与基督教世界观中那份对“造物主理性地创造宇宙”的坚信，有很深的关系（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细讲）。不仅在科学领域，在社会秩序与政治文明的构建上，中世纪同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碑。

当西罗马帝国崩溃时，是中世纪的教会用信仰的柔韧，将那些凭恃暴力的日耳曼“蛮族”一步步文明化，硬生生塑造出了今天统一的“欧洲”文化认同。再比如今天我们引以为傲的“宪政法治”。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在起草和斡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Stephen Langton）。十三世纪的英国法学家布拉克顿写下了一句名言：国王不在任何人之下，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正是基于“王在法下，法在神下”的信念，世俗王权才被一步步戴上了制度的辔头。

所以，各位，从思想史的深度来看，中世纪绝不仅是漫长的“中场休息”，它事实上完成了西方文明的“元启蒙”（Meta-Enlightenment）——或者说是人类文明第一次、也是最根本的一次启蒙。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真正的启蒙，首先必须回答一个最底层的问题：“何为人？”

中世纪恰恰是通过让人认识神，确立了真实的“人性坐标”。它向人类启示了两个看似悖论、实则无比深刻的真理：

一方面，人是尊贵的。因为人是按照造物主的形像受造的，这就赋予了每一个微小的个体以超越世俗政权的神圣尊严。这是后来一切人权与自由理念唯一的坚实底座。

另一方面，人又是堕落的。因为伊甸园里的叛逆，人性中带着深重的原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道德是有缺陷的，因此任何掌握权力的个人或集体，都绝对不能被盲目信任。

各位，这套“人既尊贵又堕落”的完整人性观，恰恰是防范世俗暴政的最强抗体。而那些难以走出前现代社会黑暗的国家，其最大的难点，正是缺乏这样一场深刻的人性元启蒙。

后来法兰西启蒙运动的一些思想家，只是继承了“人的尊贵”，却抛弃了“人的堕落”。当他们以为人类可以脱离神、凭借纯粹的理性实现自我完美和救赎时，不仅没有带来真正的光明，反而为二十世纪那些“把人当神来崇拜”的极权灾难，埋下了最致命的伏笔。

冲突论是怎么来的？

那么，“科学与宗教永远冲突”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

科学史家的答案很明确：主要来自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的两本书。一本是德雷珀（John William Draper）1874年的《宗教与科学冲突史》，一本是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1896年的《基督教世界中科学与神学的战争史》。

这两本书影响极大，却充满了夸大和错误。过去几十年，以纳伯斯（Ronald Numbers）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史家，花了大量功夫逐一纠正。纳伯斯主编过一本书，书名就很说明问题：《伽利略坐牢，以及其他关于科学与宗教的神话》。

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恰恰是这套十九世纪的叙事。一百年过去了，西方的科学史家早已把它改写，我们的教科书，却还停在原地。

一份长长的名单

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现代科学的奠基者里，有一长串虔诚的信徒：

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说科学家是在“在神之后思想神的思想”；

波义耳，近代化学之父，临终前设立基金，资助为基督教信仰辩护的讲座；

帕斯卡，数学家、物理学家，留下了《思想录》和那张缝在衣服里的《追思》；

牛顿，他的神学著作比物理学著作还多，在《原理》里赞美太阳系出自“一位有智慧、有权能的存在者”（要说明的是，他的神学并不完全正统，他私下不接受三位一体）；

欧拉，十八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每晚带全家读经祷告；

法拉第，电磁学的开创者，一生是一个小教派的长老；

麦克斯韦，统一了电和磁，留下了虔诚的祷告文；

康托尔，集合论的创立者，把数学上的“绝对无穷”归于神；

勒梅特，提出宇宙膨胀理论，是一位天主教神父；

柯林斯，领导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位福音派基督徒。

这些人，没有一个觉得信神是对理性的侮辱。

科学为什么诞生在欧洲？

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现代科学，为什么偏偏诞生在十七世纪的欧洲，而不是别处？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1925年的《科学与近代世界》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看法：现代科学的诞生，需要一种先于科学的信念，就是相信自然有秩序、可理解、值得探究。而这种信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中世纪欧洲对“一位理性的上帝”的信仰。既然宇宙出自一位有理性的立法者，那么自然界就该有“定律”，值得人去寻找。

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注意到了类似的问题。他发现，中国古代有极其辉煌的技术发明，却没有发展出“自然定律”这个观念，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思想里，缺少一位为自然立法的人格化的上帝。

这些看法，学界仍有讨论，但至少说明了一点：信仰不是科学的敌人，在历史上，它恰恰是科学的摇篮之一。

公道话

最后，说几句公道话。

不能反过来说，伟大的科学家都信神。今天的科学家里，不信神的人很多。2009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做过一次调查：在美国的科学家中，大约三分之一相信上帝，另有约五分之一相信某种“普遍的灵”或更高的力量，其余的人，大多两者都不信。

这组数字恰好说明：信与不信，不是由科学决定的。同样懂量子力学、同样做分子生物学的人，有人信，有人不信。科学本身，并没有替任何人做出这个选择。

科学在方法上，只研究自然的因果，不把上帝写进方程，这是它的本分，叫“方法论的自然主义”。但从“我的方程里用不到上帝”，跳到“宇宙里没有上帝”，就不再是科学，而是一个哲学结论了。

无神论当然可以是一种个人选择。但它不能冒充科学的结论，更不能把有信仰的人，统统打成“愚昧”。

开普勒、牛顿、欧拉、法拉第、麦克斯韦，如果他们是“愚昧”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科学，就是建立在“愚昧”之上的。

站在今天的科学面前

前面讲的，大多是历史。可是，有朋友会说：历史归历史。就算牛顿信神，也不能证明神存在。说不定牛顿错了呢？

这话说得对。我不打算在一篇文章里“证明上帝存在”。我只想请大家看一看：站在今天的科学面前，信神的人，是不是真的显得越来越“不科学”了？

恰恰相反。科学越往前走，有几个问题反而越尖锐。

第一，为什么有，而不是无？ 这是三百年前莱布尼茨提出的问题。大爆炸理论描述的，是宇宙早期怎样演化；它不回答，为什么会有一个宇宙在那里演化。2012年，美国物理学家克劳斯出了一本畅销书，叫《无中生有的宇宙》。可是，哲学家、物理学家阿尔伯特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一针见血：克劳斯说的“无”，其实是量子真空，里面有量子场，有物理定律。那不是“无”，那是相当丰富的“有”。

第二，宇宙为什么可以被理解？ 爱因斯坦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宇宙最不可理解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可以理解的。他甚至用了“奇迹”这个词。不仅如此，物理学家们还发现，宇宙的许多基本常数，都处在一个极其狭窄的范围里，稍微偏一点点，就不会有恒星、不会有化学、不会有生命，这叫“精细调节”（fine-tuning）。天文学家霍伊尔本来是个无神论者，研究了碳元素在恒星里的合成以后写道：常识性的解释是，有一个“超级智能”，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上动过手脚。

为了解释精细调节，一些物理学家提出了“多元宇宙”：也许有无数个宇宙，我们只是碰巧活在了合适的那一个里。这个假说可以讨论；但那无数个别的宇宙，原则上我们永远观测不到。为了不承认一位看不见的设计者，就去相信无数个看不见的宇宙，这需要的信心，恐怕一点也不比信神小。

第三，凭什么相信你的理性？ 这个问题，之四已经专门讲过，这里不再重复。

二十世纪下半叶，英国哲学界最有名的无神论者，叫安东尼·弗卢（Antony Flew）。他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无神论的预设》，主张无神论应当是讨论的默认起点。可是2004年，八十多岁的弗卢公开宣布：他改变了看法，开始相信有一位创造宇宙的神。他说，他一生遵循的，是苏格拉底的原则：“跟着论证走，不管它把你带到哪里。”而让他改变看法的，主要正是现代科学的发现。要说明的是：弗卢走到的，是自然神论，并没有成为基督徒；他晚年那本书的写作过程，也有一些争议。但这至少说明：无神论，并不是“理性的终点”。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是“填空的神”（God of the gaps），科学暂时解释不了的地方，就塞一个上帝进去。可是请注意，上面这几个问题，没有一个是“科学暂时还没解释”的缺口。为什么有东西存在？宇宙为什么可理解？理性为什么可靠？这些不是科学大厦里还没砌好的砖，而是这座大厦得以存在的地基。科学越成功，这些问题就越鲜明。

英国作家路易斯说得最好：“我相信基督教，就像我相信太阳已经升起：不仅因为我看见了它，更因为借着它，我看见了其他一切。”

两位赛先生

现在，我们可以把两位赛先生放在一起看了。

五四请来的那一位赛先生，坐上了神坛。他说：凡我测不到的，都不存在；我就是真理的最后裁判。他做了神。

而开普勒、帕斯卡、牛顿、欧拉、法拉第、麦克斯韦，这一长串名字所代表的另一位赛先生，却站在宇宙面前，充满了敬畏。开普勒说，他是在“追随神的思想”；麦克斯韦在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大门上，刻了一句出自《圣经》的经文：“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

前一位赛先生，把科学变成了偶像；后一位赛先生，把科学变成了敬拜。

我们要请回来的，是后一位。

下一篇，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我们回到五四，回到一百年前的那场选择。

（本系列由笔者“每周一课”《知无涯者：当数学走到理性的尽头》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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