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鸿威：也谈人类最伟大的创新是什么？
作者：赵晓
鸿威：
英国大宪章提出了“王在法下”，第一次试图把权力关进笼子，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超越了人类所有的科学发现以及科技发明。什么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什么量子力学，在“王在法下”面前都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而反观中国历史上提出的最蛊惑人心的一句话，也不过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其实也从来没有做到。况且“王子”并不能代表王权，他不过是王权庇护下的弱者。中国人唯一信仰的就是权力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是权力教祭台上的牺牲。中国只有权人，从来没有人权，包括皇帝本人也没有任何人权。
鸿威兄提到“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开创了“王在法下”（The Rule of Law）的理念，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伟大里程碑，深以为然。在这一法治原则的确立面前，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乃至量子力学都显得微不足道。若没有“王在法下”制度的保障，这些科学发现或将永远无法诞生，就算诞生了，也可能成为极权者手中的利器，反而加剧人类的苦难。
然而，如果我们追根溯源，会发现“王在法下”虽然伟大，却并非人类最根本的创新。要实现“王在法下”，需要比制度创新更深层次的推动力——思想的更新与信仰的觉醒。今天就借鸿威兄的观点，再深入探讨，究竟人类文明中最伟大的创新是什么。
一、科技创新伟大，但制度创新更伟大
在现代社会，科技创新往往被认为是推动文明进步的核心动力。爱因斯坦、爱迪生等科学家因此被人所尊崇。诚然，科技带来了诸多福祉，但它的命运实际上取决于制度平台的保障。
1. 科技的脆弱性：若无制度，科学之光恐被熄灭
爱因斯坦曾说，科学的进步依赖于思想的自由。没有自由思想的环境，科技创新如同无根之树，难以存活。爱因斯坦自己就是如此，若没有美国宪政民主制度的庇护，爱因斯坦可能会被希特勒的极权所吞噬，而他的相对论也将不为世人所知。
科技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善恶取决于掌握它的权力。如果缺乏法治的保障，科技可能演变为灾难的催化剂。原子弹的发明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既推动了现代物理学的飞跃，也成为毁灭人类的潜在威胁。另外，在爱因斯坦的祖国——纳粹德国，科学被用来制造战争机器，成了极权压迫的帮凶。
2. 制度创新：将权力装进笼子
科技之花需要制度土壤，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制度创新的进程中，“王在法下”标志着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通过将权力关进笼子，法治为个人自由提供了屏障，也为科技进步创造了稳定的环境。可以说，若无宪政法治，现代科技的辉煌根本无从谈起。也因此，很多人将宪政法治、自由民主视为人类最伟大的创新。
然而，制度创新并非凭空而来，它的实现依赖于更深层的思想与文化变革。比如，“将权力关进笼子”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更伟大的力量推动，它将永远是个梦想，或空中楼阁。
二、比制度创新更伟大的，是信仰与思想的创新
“将权力装进笼子”这一目标虽为当今的人类社会所认同，但从历史上看，实现起来却异常艰难。这不仅是制度设计问题，更是一个人性的局限问题。
1. 老虎脖子上的铃铛：谁敢挂上去？
权力如同老虎。老虎吃人，全村人都知道要在老虎脖子上挂个铃铛来防止悲剧。但问题在于，谁敢冒死将铃铛挂上去？同样，“王在法下”的原则人人认可，但在历史中，却鲜有成功的案例。因为面对权力的老虎，人们常常畏缩或屈从，无人敢去挑战，哪怕有效的监督都不敢奢谈和妄想。
2. 屠龙的难题：屠龙者往往变成恶龙
权力又如恶龙。挑战权力的另一大问题在于，即使有人敢于屠龙，但历史告诉我们，屠龙者常常最终成为恶龙。无论是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还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乃至清末改革者手中的新军，权力的腐蚀性都是恒久不变的。若没有对人性更深层的约束，屠龙者会坐在龙椅上不下来，直至成为新龙。
3. 基督教的贡献：将人性装进笼子
基督教思想深刻洞察到，人性并非中立，而是天然倾向于自私与堕落（《罗马书》 3:23）。若无内心的转变，人无从建立好的外在制度，即使建立起来，也注定难以持久。因此，基督教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先将罪恶的人性装进笼子”，通过福音的救赎更新人心，使人不仅有屠龙的勇气，还有抵挡权力诱惑的能力，最终实现“将罪恶的权力也装进笼子里”。
4. 从信仰到行动：基督教推动社会公义
基督教不仅在思想上指出人性的堕落，还在实践中推动社会公义。例如，19世纪的废奴运动由福音派基督徒领袖推动，强调奴隶也按上帝的形象被造，因而具有平等的尊严。此外，基督教兴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如医院、孤儿院和现代慈善组织，直接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通过信仰的力量，个人的价值被重新认识，社会结构也随之改变。
三、“王在法下”的历史形成及基督教的作用
1. 英国《大宪章》：法治的起点
1215年，在教会的作用下，英国贵族和国王签订了《大宪章》，迫使国王约翰承认自己的权力需受法律约束。这一事件不仅限制了君主的权力，还为后来的宪政法治奠定了基础。在英国普通法（Common Law）体系的长期发展中，“王在法下”的理念逐步落地，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石。
2. 清教徒与《权利法案》：法治的巩固
清教徒革命为英国奠定了现代民主的根基。《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不仅巩固了议会的权力，还以基督教道德为基础，进一步规范了君主的行为。清教徒思想强调罪性约束和个人责任，这为法治的长期稳定提供了思想支持。
3. 美国宪法：基督教思想的延续
美国宪法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其灵感来源于基督教对人性堕落的洞察。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曾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美国的立宪者深谙此道，通过限制权力的办法，保护了个人的自由。
四、中国的困境：为何无法实现“王在法下”？
1. 余英时：中国没有教会，所以缺乏权力的制衡
精通中国历史，同时又对西方了解的华裔学者余英时指出，中国为什么搞不成宪政民主？就因为中国历史上缺乏一个类似于西方教会的独立力量，来对抗权力的扩张。儒释道虽各有长处，但皆未能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导致权力成为中国历史中的唯一信仰。这正如鸿威所言，中国人信仰的是“权力教”。
2. 陈浩武：改革已经失败，因权力没有制约
改革开放本应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但曾亲历改革的陈浩武得出结论：改革已经失败了。失败的根源，在于权力将市场装进了笼子。因为没有法治保障，市场经济成了权力寻租的工具。而中国无论哪一种传统文化，均没有任何能够予以制衡的力量。
五、中国的希望，在于耶稣基督
1. 耶稣基督：更新人性，改变社会
中国的问题不仅是制度层面的，而是文化与信仰层面的。唯有基督信仰，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性，为制度创新提供文化土壤。基督教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通过福音更新个人，同时以“爱”和“公义”为社会的核心价值。
2. 建立新的文化土壤
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如同一片肥沃的花园，其土壤必须能支持自由、公义与和平的果实。而基督教信仰正是这种土壤的培育者。当信仰更新人性，文化更新社会，“王在法下”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六、结论：人类最伟大的创新是什么？
科技创新令人敬畏，制度创新令人叹服，但基督信仰及其带来的思想创新才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基督信仰通过更新人性，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可能；而制度创新则为科技创新创造了舞台。
正如《诗篇》所言：“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诗篇》 2:11）中国的未来，不在于简单复制西方的制度，而在于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唯有福音能改变人性，从罪恶中获得自由，为中国社会开辟一条走向真正法治与自由的新道路。
